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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查理七世想雇瑞士人与英军作战，但议会回绝了，理由是他们不习惯派遣士兵为异族人作战。但许多瑞士人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报酬，以至于议会于1455年1月做出决议，要求各地禁止居民出境，违者将处死并没收财产。话虽如此，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454年（原文如此），约3000名伯尔尼人前往帮助萨伏伊公爵对抗法国王太子。但此行并未发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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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十一与大胆查理的交战（公益同盟，1465年）中，联邦再次颁布禁止为异族当佣兵的法令。蒙莱里会战有瑞士人参加的说法有误，直到战后才有一支瑞士军加入了勃艮第公爵。但当他们返乡时，伯尔尼市政府决定从每名违反法令的佣兵军饷中没收3盾用于修建圣文森特教堂，并在监狱塔中关押8日。军饷不足3盾者则要一直关押，每日饮食只有面包、清水，释放时间由政府酌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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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佣兵出征为培养瑞士人的尚武精神和作战经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便国内不打仗时也能如此。另外有迹象表明，瑞士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独特军制向外地传播了。当然，前文提到的奥利弗·德·拉马尔什（Olivier de la Marche）对大胆查理麾下佣兵（旅军，Reisläufer）的描绘主要是证明瑞士人能力全面，作战勇猛，这并非瑞士人的独特秉性。19他说，在散兵作战中，他们总是一名戟兵、一名弩手、一名火枪手一起出动，彼此支持，因此不惧骑兵。毫无疑问，奥利弗的主旨是不能指望单独的弩手或火枪手对抗骑兵。瑞士人的特质在后面几篇中确实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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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纽伦堡效力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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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前面提过的乌尔姆市民写给卢塞恩的信。我们发现纽伦堡尽管在1450年延揽了德意志和波希米亚贵族，但同时也招募了瑞士佣兵来对抗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征兵官汉斯·米勒（Hans Müller）的任务是招600人，但很快就有1000人应聘。他签订的合同保存了下来：月薪5莱茵盾，赏钱2盾。此外，佣兵会领到口粮和一部分战利品，伤员薪酬口粮照发。开战前，士兵们必须宣誓遵守某些军规，包括承诺在一定限度内不得骚扰乡村和居民，彼此要和睦共处。佣兵头领有权对吵闹者科以罚金，但合同里规定的规训权也只有这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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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提到的皮伦劳伊塔战斗（第275页）无疑值得做进一步的考察。诗人汉斯·罗森普拉特（Hans Rosenplüt）的《纽伦堡战记》（Nürnberger Rais）（收录于利林克龙，Lilienkron，《古代民歌》Historische Volkslieder 1：428）中包含了关于此战的重要信息。罗森普拉特反复提到“瑞士长矛手”，但这支由800人至1000人组成、地位举足轻重的部队与其他部队如何配合，我们就不清楚了。罗森普拉特笔下的藩候在进攻纽伦堡军之前说道：“瑞士长矛手，我们首先要将他们打散。”这样听来，他们似乎组成了紧密的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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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领队海因里希·冯·马尔特斯（Heinrich von Malters）受任统领全体纽伦堡步兵，出发前还检阅了包括市民、农民和佣兵（环卫军，Trabanten）在内的步兵。按照检阅报告，他要求每人有一把良弩、一支火枪或一杆斧枪。他不许士兵带“短小的劣矛”，意思大概是要么带斧枪，要么带长矛。接着，他还试图让纽伦堡本城步兵采用瑞士装备。除了主兵器以外，每人还要携带一件近战短兵——短刀、剑或斧——挂在身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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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尔特斯并没有随意将他们带上平原，同时也摆出了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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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军派遣28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出发，抢夺一番后班师，结果正要从汉巴赫（Hembach）渡过雷德尼茨河（Rednitz）时遭到阿尔布雷希特攻击。两边对射了半天，但未决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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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肯海姆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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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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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of the Palatinate）当时有11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在内卡河与莱茵河夹角处的塞肯海姆（Seckenheim）遭到正在蹂躏其领地的巴登藩候、符腾堡伯爵、梅斯主教和施派尔主教的突袭。他先前从当地征召农民参军，数量优势相当大。骑兵首次冲撞，选帝侯就落马了，他的部下稍稍后退。但步兵——文献中明确记载他们组成了长矛方阵，而且有一批由苏黎世人汉斯·瓦尔德曼（Hans Waldmann）统率的瑞士佣兵——坚定不移地顶住了敌方骑士的进攻。20这时，先前没有参战的其他普法尔茨骑士出手，一举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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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尔茨一方只有8人被杀，敌方则折损了45人。藩候、符腾堡伯爵及梅斯主教被俘；藩候和他的弟弟梅斯主教均受重伤。因为联军后方正对内卡河与莱茵河的夹角，所以退路完全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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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勃艮第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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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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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打赢了森巴赫和奈福尔斯两场仗，但联邦并未像希腊人战胜波斯王后那样转向大举征服的政策。他们早在1389年就与哈布斯堡家族订立和约，第一次为期7年，第二次为期20年（1394年），最后一次是50年（1412年）。旧主在这些条约中无疑暂时放弃了对某些地盘和权利的主张，但仍然保留了大片如今在瑞士境内的领土。将和约与联邦的胜利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一时间会感到困惑：瑞士人的军事优势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最终只拿到相当有限的成果就满足了。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确实比征召骑士参战的旧式军队优越。1至于新兴力量未能提出更强硬政治诉求的原因要到政治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中寻找。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松散八州联邦（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卢塞恩、楚格、苏黎世、伯尔尼、格拉鲁斯）不适合大兴征讨。希腊人当年是在雅典主导下，也多亏了雅典才能趁萨拉米斯与普拉提亚大捷之威，一举将波斯人彻底赶出希腊，甚至扩大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的地盘。假如瑞士联邦采取大兴征讨的政策，那么各州很快就会陷入内斗，因为除了联邦有一套共同的互利政策，各州自己也有一套政策。考虑到这种状况可能引发的内斗风险，而且内斗确实偶有发生，各州只得对征服活动严加限制，谨慎从事。除了武力以外，各州也会试图以和平手段扩张领土，尤其是城市州。按照现在的币值估算，苏黎世在1358年至1408年间用于租购周边骑士和诸侯领地的资金达200万法郎。2直到利奥波德三世幼子，空兜公爵腓特烈（Duke Fredrick of the Empty Pocket）鲁莽地陷入与康斯坦斯市政府的冲突，沦为法外之徒并遭到四面合击时，瑞士人才再次拿起武器，吞并了阿尔高（Aargau）（1415年）。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1460年），他们才夺取了托尔高（Thurgau），随后立即渡过莱茵河，对黑森林南部和阿尔萨斯境内的奥地利领地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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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无力应付兵锋日进的瑞士人，终于向勃艮第公爵求援。作为法国王室旁支，勃艮第公爵将法兰西和德意志境内的大批封地纳入自己的管辖，是当时中欧地区最强大的势力。西吉斯蒙德将剩下的阿尔萨斯以及与瑞士接壤的黑森林领地都卖给了大胆查理，希望查理有实力守住这些地盘，进一步还希望强大的勃艮第能在由此引发的冲突中击败瑞士人，从而帮助哈布斯堡家族收复旧领地（1469年）。但这项外交策略的实际结果远非如此。大胆查理是瑞士联邦的老朋友，根本不想被拖入与联邦各州的冲突。他谋划的扩张方向完全相反，是夹在两块领地——北边的尼德兰，南边的勃艮第公国和勃艮第伯国——之间的莱茵河下游和洛林一带。因此，西吉斯蒙德公爵很快意识到这项策略的结果是旧领永久割让给勃艮第，换取对方承诺支付的5万盾，仅此而已。为了收回领地，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勃艮第不帮他打瑞士，那就让瑞士帮他打勃艮第。在大胆查理的死敌法王路易十一的斡旋下，奥地利与瑞士联邦达成了协议。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的和约都规定了具体期限，因此只是停战协议。现在，西吉斯蒙德公爵终于愿意放弃对瑞士土地的权利，以为“永久不易之策”（1474年）。作为让步的回报，瑞士人在某些条件下有义务为其提供佣兵，并在公爵遭受攻击时予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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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防御条约开始，联邦就逐渐被卷入了对抗勃艮第公爵的包围网。战争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正如当年与哈布斯堡的冲突一样，瑞士人乐于将自己打扮成就算没有直接遭到进攻也是受到威胁的一方，哪怕只是勃艮第占领阿尔萨斯这样的间接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创始各州当年起兵对抗哈布斯堡时就不是一群原本和平、一朝出征的农人牧民，而是一个有战斗经验和军事素养的共同体；如今，联邦的军威更是令四邻敬畏。他们对自身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白勃艮第乃至任何势力对瑞士构成威胁的看法都是无稽之谈。众多文献或谈判记录中压根没提到这一点。相反，只可能是瑞士挑起对大胆查理的战争，一直打到公爵最终失败为止；或者出于自身的政治动机——扩张、战利品和征服——或者只是给外国势力当佣兵，也就是法国国王的势力。瑞士人只是作为佣兵参战的观点很早就在瑞士本土产生了。经过反复研究，我确信这一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并不能算完全正确。阻止勃艮第在阿尔萨斯和黑森林立足确实符合联邦的利益，联邦也感到有援助“下方同盟”（Lower Union）诸城——斯特拉斯堡、科尔马（Colmar）、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和巴塞尔——的义务，该同盟希望将勃艮第从大门口赶走，但先前缔结的防御条约就已经满足了瑞士人的利益，而且东七州也拒绝继续推进，因为与勃艮第交战只对伯尔尼扩张有利。因此，联邦政策遇到了前面已经看到的障碍：瑞士人确实有军事实力、好战热情和征服的念头，但因为各州彼此嫉妒的制约而不能全面开动。创始各州认为要翻过圣哥达山口（Saint Gotthard Pass），到意大利去追寻荣耀和战利品。但伯尔尼人打算向西扩张，征服属于勃艮第盟友萨伏伊的汝拉山区和沃州。如果没有路易十一的金援，伯尔尼永远不能让其余各州同意自己的征讨方案。就连伯尔尼本身的政界上层都在领法国的钱，但法国的资助与伯尔尼的政治理念恰好重合，因此不能单纯说伯尔尼卖身给了法国国王。然而，其他七州无疑只有与勃艮第交战时才会听从伯尔尼的领导，领取法国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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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瑞士人打的都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战争，甚至不仅仅是防御战，而是采取了攻势，不管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伯尔尼的征服构想或是其理论上的对立面，即勃艮第势力在当地的崛起，抑或是路易十一的金钱——他收买的对象不光有政界上层人物，还有整个的州。政治因素对这场战争的战略也有重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多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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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争的实际发展与瑞士人当初的设想大不相同。瑞士的宣战文告中专门强调，他们以为要打的是一场风险小而收益大的战争，并非“主要参战方”，而只是作为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家族、“下方同盟”和法国国王的盟友从旁辅助。可他们很快得知腓特烈三世皇帝和法国国王与勃艮第议和，渴望复仇的勃艮第已经将头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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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就以这样的形式发动了。它之所以极为重要，不仅在于政治和军事意义，从史学方法和大众心理的角度看同样如此。除了同时期的史料以外，还有一份写于两三代人之后。作者是宗教改革家布林格的记述，书中重复了民间的传说。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引用了一段布林格的未发表史料，不是因为我们能从中得出某些与战争经过相关且不见于其他史册的信息，而是因为它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相映成趣，很有启发性。虽然不至于说是模仿希罗多德，但一条条线索表明两者同样充斥着虚构之处。就连被流放的斯巴达王德马拉特（Demarat of Sparta）与波斯王在温泉关前的对话都没有落下。大胆查理俘虏了瑞士军官布兰道夫·冯·施泰因（Brandolf von Stein），后者不得不向公爵讲解瑞士人的战法，结果令公爵大惊失色。通过布林格的这段记述，我们能学到如何从史料分析的视角去评估希罗多德式的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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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库尔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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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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