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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哈德伯爵到底有没有像上述记载中那样，以如此精明的方式来组织和运用手下的步卒，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揣测。文献记载相当不确切，不足以证实其事，而我们也缺乏核证不确文献的手段，即关于后续事态的记载。即便施瓦本贵族果真在多芬根会战中率领农夫取得了胜利，那依然无疑只是军事艺术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恰恰是这一点为整个假设罩上了疑云。如此巨大的胜利肯定会鼓励符腾堡伯爵故技重施，我们在日后的会战中也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要说蛛丝马迹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后会看到。但在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也就是胡斯战争中，这样的痕迹完全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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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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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瑞士荣光的三场大战都是由创始各州的农民打的：莫尔加滕会战只有他们自己，劳彭会战加上了伯尔尼人，森巴赫会战有卢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边山地社区也赢得一些小规模的类似胜利。格拉鲁斯（Glarus）挣脱了哈布斯堡统治。森巴赫会战两年后，它在奈福尔斯关卡击退了一支奥地利侵略军（1388年4月9日），具体战况只在传说故事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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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彭策尔市民反抗圣加仑修道院长（Abbot）的统治，向施维茨求援。后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挥官（从官）并率领辅助兵进军，正好碰上前来降服反叛农民的修道院长及其盟友。沃格林赛克（Vögelinseck）遭遇战（1403年5月15日）与莫尔加滕会战相当类似，因为修道院长的军队试图冲破关卡时也是侧面遇袭，约有200人被杀。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战况类似于沃格林赛克。只不过侧翼突袭没有发生在敌军关前交战之时，而是在敌军刚刚在无人把守的关卡打开一个小缺口，正要从缺口过关之际。文献中专门提到阿彭策尔人是用一阵石雨拉开战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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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年，瓦莱军（Valais）在乌尔里兴（Ulrichen）击败了一支伯尔尼大军，手段是趁敌人行军时发起攻击——又是一次莫尔加滕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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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各州的军事组织都是原始的日耳曼兵制，全境征兵，全民皆兵。征兵制的观念和痕迹广泛遗存于日耳曼各族，甚至在日耳曼与罗曼混合的民族中也有。但要论实际运用、实际效果和最终取得的大发展，唯有阿尔卑斯山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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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年，施维茨州当局做出决议，规定所有男子都要根据自身财力置办优良的武器装备。2每年例行的全州大会上将为每个区选出三名检查员，负责考察各户的武器盔甲，判定其是否与住户的财力相符，并酌情予以处罚。在1362年的诸圣节上，乌里也通过了一部类似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城市的常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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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期最初定为14年，后来延长为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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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定，全体身体合格的施维茨男丁都参加了莫尔加滕会战。即便有人没上阵，肯定也守在边境，而且带上了离家两天、三天或最多四天所需的干粮。战场越远，战事越久，这种自带装备粮草的军制就越难以实行。于是，州当局要决定征召多少人，各个村镇分别要承担多少兵额，3然后具体征召哪些人由村镇自行决定。按照最古老的策林根法律，未报到者要被拆房。有时征兵似乎是由抓阄决定的。但因为有战利品可拿，所以通常应征人数会超过规定兵额，多出的人就作为“自由兵”一起进军。1494年，一批参加那不勒斯战役的普通士兵将100枚至300枚金币带回了家，这笔钱放到今天最高可值5万法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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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还要为征召兵和所需驮畜供应粮草。为筹措“出征开销”（Reiskost）而征收的税金经常引发摩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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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城市里，征兵征粮也是分散进行的。伯尔尼有17个兵厅（chamber），或者说军团，要为成员提供口粮，补全装备，尤其是要支付名为“出征钱”（Reisgeld），自1337年见于史册的现金军饷。各厅要对全市为本厅成员负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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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发放给士兵的口粮以外，当局还要采取措施确保有商贩随军出售食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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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战争期间，爱恩西德伦修道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给法王路易十一写了一封介绍瑞士情况的信。信中估算伯尔尼本城就能集结2万人，八州联邦能拉出5.4万人，算上依附从属者则共计7万人。这些兵力应该是实数。穆尔滕会战中，伯尔尼及属地确实将8000人左右派上了阵，大约占总人口8万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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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阵形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那一种——后面会返回来讲——长宽相等，四面均一的紧密方阵。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就是前一卷详尽讨论过的古日耳曼楔形阵或野猪头阵。它是自然形成的阵形，不仅方便步兵移动，受到骑兵威胁时也能自卫。四角在防守时多多少少会偏向圆角。瑞士人取其四面矛出如刺，将此阵命名为刺猬阵。中世纪别处也能发现这种阵形。它之所以没有更频繁地出现，当然是因为步兵极少独立作战。步卒总被认为是骑兵的辅助，要为骑兵散开阵形，除非摆出此阵是为了让骑兵能重整旗鼓。伯尔尼、卢塞恩与苏黎世市民惯用此阵无疑是因为农民的加盟。有迹象表明瑞士城市最初的军事组织与其他德意志城市别无二致，尤其是伯尔尼：骑士主战，步行矛兵和弩兵辅助。直到与林地诸州结盟，考察过林地诸州的战绩后，伯尔尼高层才明白这种战术的威力——不只是依靠散兵游勇性质的步卒辅助骑士，更要凭借紧密人群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人群不仅来自市民，也来自从属的农民。我们可以说，保留了部分古日耳曼战法的创始诸州农夫才是瑞士战法之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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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操练在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现实中肯定也没有。9每个人要自行练习简单的矛和斧枪握持及投石技术，还有比较难的射弩，这门技术需要大量练习，但有弩的人一般不会轻忽，如果他还用弩打猎的话，那就更加不会了。就连少年也会练习。1507年和1509年，乌里和卢塞恩的小伙子曾互相邀请参加弩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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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征兵文书中规定武器检查员要确保士兵“懂得如何使用携带的武器”10，但这很可能不过是禁止把那些不会使用的人登记为弩手，尽管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搞到一把弩。近战步兵只需要练好一条：靠近军旗，从长官规定的位置出发，夹在两侧战友之间，跟着前排往前走，因障碍物与队伍分开后要知道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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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随着鼓点行军的，因此有一定的节奏和步伐，“步随鼓点有常规”（“justis passibus ad tympanorum pulsum”）。11当然，它未必能够与受过训练的现代步兵相提并论。就连远古时代的日耳曼人对节奏步伐肯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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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皆有旗帜。战斗期间，所有旗帜会集中置于大方阵的中心。穆尔滕会战中的主力大阵共有27面旗帜。如此一来，旗帜在战斗中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在行军途中和营地中，每名士兵都被要求紧跟旗帜，擅自远离者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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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事当局的关联为瑞士普遍征召兵赋予军事服从的基础。在骑士军队中，封建领主或佣兵头领虽有权威，但服从的习惯依然非常薄弱。原因在于，这种武士完全以个人的武艺、勇猛和对荣誉的热爱为基础，战斗中根本谈不上领导指挥。即便瑞士人在行军、扎营或劫掠时可能与同时期的佣兵团同样野蛮，但到了以紧密阵形接敌的战斗中，他们会听从号令。他们还会通过正式宣誓的手段强调危急时刻更有义务服从，就像劳彭会战中埃拉赫要求的那样。尤斯廷格撰写的《伯尔尼编年》（约1420年）中一再指出不听号令、不守秩序在战争中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书中告诫统帅不要款待“发伪誓者”和抛弃军旗的可耻之徒。12伯尔尼人因为“选任士卒用命、令行禁止的杰出统帅”（第73页）而受到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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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临阵脱逃或高呼逃跑者，人身及财产都要受到处罚，身旁战友也可将其当场击倒。131475年初，卢塞恩公民大会做出决议规定，每逢战前，领队都要让部下宣誓战斗结束前不得劫掠。阵后会预留若干人观察有谁不遵守誓言，可以当场击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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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目睹1490年苏黎世征召兵出征的米兰大使博恩哈尔迪努斯·英帕里瑞斯（Bernhardinus Imperialis）生动地描述了瑞士军入阵的场景。他写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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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今天……18名旗手整齐地迈入四面有围墙的大广场；按照传统，他们在那里立下了忠于职守的誓言，承诺服从领队。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宽恕了彼此的罪过，放下了彼此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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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行军队形走了出去；先是12名身穿制服，出身贵族的骑马弩手；接着是两名骑手，骑手后是几名手持战斧的先锋官，然后是鼓手和500多名长枪手。领队都是骑士子弟，全都是步行，排成三乘三的队伍，武备鲜明。领队后面依次是200名火枪手和200名斧枪手，握持方式和我们的短矛（spedi）一样。接着是敲大鼓的鼓手和吹笛手，然后是一名打旗的美男子。这些人都是步行，他们的装备不能骑马携带。旗手身边有两名司法官，手中的杖代表执法身份。他们可随意将人送进监狱，只要把手按在那人的胸前；无人会有异议。接着是——我是怀着敬意写下这段话的——刽子手和他的3名助手，以及市当局筛选和雇佣的6名营妓。这群人后面是400名排好队形的斧枪手，他们是从最强壮的人中选出来的，武器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据说是军旗卫队。他们的武器给人一片密林的感觉。接着是400名弩手，其中不乏贵族子弟，也有来自各阶层的人员；每个人都迈着大步。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矛手。总计约4000人，包括来自从属于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的兵力。全军有20多面鼓，末尾是3名骑马的号手，他们的衣服和号上都有市徽。出身骑士的统帅康拉德·施文德阁下（Seigneur Konrad Schwend）紧随其后，只见他怒马鲜衣，许多器物上都有金色家纹，手中是统帅节杖，头上戴着一束花。他身后是侍从，侍从手中举着他的骑枪，枪尖上的横旗有镀金的纹章，盾牌上也有。两人身后是6名将骑枪搁在腿上的贴身侍卫和12名着装整齐，坐骑雄壮，同样持枪的弩手，以及他们的仆从。全军以白色十字为号，有的在盔甲上，有的在帽子或裤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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