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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年，尽管沼泽地形大大提高了施工难度，莫里斯还是在海特勒伊贝赫城下用内外两圈壕沟保护阵地。曼斯费尔德（Mansfeld）率领9000人来解围却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城市投降。胜负已分之际，威廉·路易给赢家莫里斯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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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围城战堪称阿莱西亚会战第二。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恢复了至今被无知之人看轻和嘲笑、就连当代最了不起的将军也不理解或至少没有践行的古代兵艺与兵术的一大部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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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取代尔夫宰尔（Delfzyl）之际，莫里斯绞死了两名士兵，分别是因为偷了一顶帽子和偷了一把匕首。在围攻许尔斯特（Hulst）期间，他在全军面前枪毙了一名抢劫妇女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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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威尼斯使节吉罗拉莫·特雷维萨诺（Girolamo Trevisano）从尼德兰回报称，联省总督甚至在平时也养着3万名步兵和约3600名骑兵，皆为善战之士。23他说不管情况如何，发饷连一个小时都不曾拖延，军纪极其威严。他接着记述了城市抢着驻扎军队，市民争着留宿士兵，因为他们都指望着由此赚一大笔的奇景。一间双床空房可以住6名士兵，因为随时都有两人在外执勤。他说市民会毫不犹豫地让妻女和士兵独处，这是别处都没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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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打过的唯一一场野战是1600年7月2日的尼厄波尔（Nieuport）会战。吕斯托详细讨论了此战，但还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也有未尽之处。参加我的研讨班的库尔特·格贝尔（Kurt Göbel）对此展开了专门研究。1914年10月底，他在迪克斯迈德（Dixmuyden）为国捐躯，那里与尼厄波尔战场离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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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古斯塔夫·阿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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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完善了莫里斯的战争艺术，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新战术，还建立一套为宏大战略打下基础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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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末期，就像同时期的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瑞典几乎与丹麦、挪威合并为一个国家，但瑞典人抵制统一，并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实力前所未有的军事国家。瑞典全国包括芬兰和爱沙尼亚在内的人口不超过100万（大致不超过萨克森选侯国和勃兰登堡之和），但平民、议会（estates）和国王团结一心。而德意志地区却由于领主与议会的对立而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哈布斯堡家族与霍亨佐伦家族的领地都是如此；平民则是麻木不仁，漫无目的。瑞典瓦萨（Vasa）王朝的源头与德意志领主观念完全不同，不是封建世袭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与君主一样，瑞典议会与欧洲其余的德意志列国和罗曼列国中常见的代议制等级会议也有很大不同。瑞典国会是一个职业代议机构，它不代表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支持国王而由国王自行召集的。为此，国王不仅会召集贵族、教士和市民，也会召集农民，此外，军官、法官、文官、矿工和其他行业都有代表出席。1后面的这些团体最终退出了国会，军官代表与贵族代表合并，于是形成了四院定制。议会与君主关系密切，一致对外。1611年，古斯塔夫·瓦萨之孙古斯塔夫·阿道夫践阼，时年17岁。在与俄国、波兰的战争中，他夺取了卡累利阿（Karelia）、因格曼兰（Ingermanland）和利沃尼亚（Livonia），军队增至7万人以上，军队占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1813年的普鲁士。2为了维持大军，贫困的瑞典必然已经将财力搜刮到了极限。这并非长久之计，但战能养战。瑞典军队一旦存在，便在被征服的国家就地自养，甚至规模还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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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兵员不止源于自愿应募，在教士协助下，瑞典编制了全国所有15岁以上男丁的名录，征兵由地方官酌情处理。因此，瑞典是第一个组建国民军队的民族。瑞士人尚武，有国民兵而无国民军。国土佣仆具有鲜明的德意志色彩，但与德意志国民无关。法国“军团”的分量不足以称之为国民军。西班牙军队倒是近了一些，尼德兰军队又是纯粹的万国派佣兵。但瑞典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服务于本国防卫、本国疆土、本国荣誉的军事组织。平民子弟充实行伍，本土贵族组成军官团。当然，即便国民性在战时无法保持，军队也会招募大量外国士兵。就连战俘都有大批入伍，外族军官也被接纳。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德意志时手下有许多苏格兰人，而且随着在德战争的拉长，瑞典军中的德意志官兵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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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军队采用了尼德兰式的军纪和训练方法。陶皮茨（Traupitz）在1633年出版的《瑞典王国军队的战争艺术》（Krieg-skunst nach königlich schwedischer Manier）一书中写道，尽管“士兵在德意志像牛群猪群一样四处游荡”，但队列必须整齐，间距必须精确。他和其他作者描述的瑞典军阵往往很假，不可能在实战中执行。不过，只要有人认为瑞典军人能做出这样的动作，这就已经表明了积极操练蕴涵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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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门罗（Monro）这样描述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和吕岑（Lützen）两场会战中麾下的一个苏格兰团：“全团纪律严明、如同一体、行动一致，每一双耳朵都以同一种方式听从口令，每一双眼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移动，每一双手都像同一双手那样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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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斯托在《步兵史》中生动描绘了“瑞典阵形”。每个团都是一个由长矛手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名为“旅团”（brigade）。旅团的基础是6排纵深的线形阵，长矛手和火绳枪手左右交替排布。这样就解决了如何让长矛手保护火绳枪手的问题：有骑兵来攻时，火绳枪手就退到矛兵线的后面，正面暴露的空档由一线矛兵后面的第二梯队矛兵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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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准确比对，我们会发现吕斯托的文献依据并不支持他的描述，其他记载的说法也很不一样。从客观角度来看，火绳枪手面对来袭的敌军迅速退到旁边的长矛手后面，然后第二梯队的长矛手上前填补空档，这种操作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在初始阵形中，第二梯队的火绳枪手被第一梯队挡住，武器派不上用场，我们也看不出他们要如何、在哪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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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此处不会深入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毕竟是技术性问题，而且瑞典军阵在军事史和世界史上的要点是毋庸置疑的：火绳枪手增多加上武器进步，我们在莫里斯军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这一点。火绳枪重量大大减轻，用不着木叉支撑了，这意味着射速的提升。今天还有人认为火绳枪手自身挡不住骑兵进攻，但纯火绳枪团已经出现的事实反驳了这一看法。早在1630年，钮迈尔·冯·拉姆斯拉（Neumair von Ramssla）就在《军制回忆录与规范》（Erinneurngen und Regeln vom Kriegswesen）3中写道：“长矛更像是削弱敌人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脊梁。火器赋予长矛以力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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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中校马斯卡姆（Lieutenant Colonel Muschamp）参加过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担任一个火绳枪营的指挥官。他这样描述步兵战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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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命令我前方的3门小炮开火，还命令火绳枪兵必须等到进入敌军手枪射程内再齐射。然后，我让前3排士兵齐射，再让后3排齐射，接着发起冲锋，用火绳枪或弯刀杀伤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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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已经与敌军展开肉搏，但敌军还是齐射了两三轮。我们刚出击时，敌军步兵前方有4队斗志昂扬的骑兵攻击了我方长矛兵，冲到近前齐射了一两轮手枪，射死了所有苏格兰旗手，于是许多军旗一下子同时落到地上。我们的人适时发起反击。一名身穿绣金红衣的勇敢军官就在我们正前方。我们看着他用弯刀敲打手下的脑袋和肩膀，催促他们前进，因为他们不愿意往前走。这位绅士让战斗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但他被杀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矛兵和单位全都发生动摇，彼此踩踏，他的人纷纷逃亡。我们一直追到了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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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英格兰文献也清晰描绘了类似的步兵战斗场景，出自詹姆斯二世国王的传记，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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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42年的埃奇希尔（Edgehill）会战中，当王军进入敌军火绳枪射程内时，两边步兵开火了。王军推进，叛军严守阵地，双方离得非常近，以至于有几支部队的长矛都能刺到对面了，尤其是威洛比勋爵（Lord Willoughby）统领的禁卫团和其他几个团。威洛比勋爵亲手用长矛杀死杀埃塞克斯勋爵团军官各一名。当步兵展开激烈近战时，有人可能会觉得一方会溃败，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双方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交替后退几步，站稳脚跟后继续开火，就这样一直打到夜里。此举实在是不同寻常，若非有许多目击者在场，简直难以置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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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采用线形阵之后，火枪兵最初仍然是回旋战法。火绳枪兵线分为几队，队与队之间有一条“走廊”。第一排开火后从“走廊”退到后方装填火绳枪，第二排上前开火，如此往复。当推进时就是把回旋方向倒过来：前排开火后不动，后排上前。这套流程发展到了两排可以一边后退、一边开火的程度。当然，边退边开火需要很高的装填速度。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苏格兰部队通过两排并一排的方式将6排的阵形减为3排，然后第一排跪下，3排就可以同时齐射。我们不能假定初始阵形的宽度达到了允许直接并排的程度，因此他们一开始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拉大间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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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矛单位已经变得太小了，不复雷霆万钧之力，但这并非全部。骑兵战术的发展对长矛产生了反作用。灵活的骑兵方队现在可以轻易冲击推进中的矛兵侧翼，通过两面夹击逼停对手。接下来，长矛阵就会暴露在骑兵的手枪火力下，几乎无抵御之力。于是，长矛兵降低成了火枪手的辅助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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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夫不仅增加了步兵火器，还增加了火炮数量。他引入一种用皮带加固的轻便火炮，名为“皮炮”（leather cannon）。皮炮何时出现，使用了多久没有确切记载。无论如何，瑞典国王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有大量轻型火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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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夫也重组了骑兵。如前所述，16世纪骑兵是将之前的骑士和骑马兵卒组成明确的单位，以手枪为主要武器进行回旋作战。这样一来，骑兵就放弃了进攻。将方队纵深减到5排或6排的尼德兰军队同样使用回旋战法。现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规定骑兵只有3排，以袭步速度和冷兵器攻击敌军，最多是前两排先抵近射击一轮后再进攻。吕岑会战之后，华伦斯坦也废除了回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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