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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德兰战争艺术依赖的不再是单纯的经验，而是学习与知识。于是，1617年，约翰在自己的首府锡根（Siegen）建立了一所面向年轻贵族和上层市民子弟的骑士军校，教授工程、工事、炮术、战术、数学、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并延揽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John Jacob von Wallhausen）为校长。可惜我们对校长的出身和生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当时在尼德兰，自称“在光荣的但泽城任团长、卫队长”，并于1614年至1621年间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军事理论著作。这些文字含有真知灼见，同时常有不加批判的虚构。1他竟然建议骑兵防御时组成圆阵或方阵，2还让步兵组成十字阵和八角阵。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相当成功，曾被翻译成法文。但我们看他的文字就会怀疑作者是不是缺乏定性，他刚干了几个月校长就被解职了。锡根军校旋即废止。1623年，约翰伯爵去世，没有造成任何持久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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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些征召兵在职业军人佣兵面前稳不住阵脚。4西班牙人一来，普法尔茨人就溃退了。在布赖滕费尔德，萨克森人脚底抹了油。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利安写道，1632年，他手下的巴伐利亚人在瑞典人逼近时“丝毫派不上用场，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全白费了”5。符腾堡人参加了讷德林根会战，似乎在那里被歼灭了，可惜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们战斗情况的明确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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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勃兰登堡刚刚通过联姻手段统治了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下游的若干地域，政治前景应当更为广阔，但它参加三十年战争时的战备状况还不如前面提到的邦国。勃兰登堡可征召的附庸共有1073个骑兵而且编成了连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1610年，柏林市民拒绝进行打靶操练，理由是开枪太危险了，会吓到孕妇。6但用1610年勃兰登堡首相的话说，凭借佣兵打仗意味着“一半敌人在家里，全部敌人在门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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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普鲁士最高委员会向乔治·威廉公爵提交了一份“国防方案”，但被驳回了（1623年2月19日），“因为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在普法尔茨组织的国民自卫队在大小战争中毫无实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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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胡斯战争到三十年战争的200多年时间里，德意志军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是彼此矛盾的。理论上，人们还在谈论附庸服役、征召市民和民兵团，但在实践中，打仗靠的是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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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年，萨克森选侯向代利奇镇（Delitzsch）发布了一道命令：“我郑重命令该镇及该镇居民做好准备，有后续命令则可立即启程。”1583年，他命令“我忠诚的伯爵附庸、骑士领主、市民和其他属民及其亲属应随时整装待发”。一个人只有在“重病症状明显”的情况下才可以找同等级人员代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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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从查理曼时起就有这种命令该多好！法律史和宪制史学者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在其基础上又能建立起怎样的制度啊！但它们只不过是空洞的虚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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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诸侯掌握的少量卫队被叫作“宫仆”。勃兰登堡选侯的卫队有200人或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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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危险的逼近，议会批准建立一支临时的小规模军队。1626年，瓦伦斯坦和曼斯费尔德进逼勃兰登堡时宣称，如果选侯确实能封锁国境，他们就愿意遵守勃兰登堡的中立地位。但选侯没有兵力去封锁国境，而且尽管议会已经批准建立3000人的军队，那还是太迟了，再说议会也只批准了3个月时间。议会声称没有必要维持军队，因为议会100年来已经为此征收了沉重的赋税，但依然没有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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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支敌对的军队在勃兰登堡畅通无阻。1628年，瓦伦斯坦据估计在勃兰登堡搜刮到了200吨黄金。勃兰登堡只用2吨黄金就能组建起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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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结盟，几个勃兰登堡团成立了，但选侯首先要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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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选侯跳到了皇帝一方，他计划利用皇帝的援助资金组建一支强大的勃兰登堡军队，“效忠于神圣罗马皇帝及其代理人勃兰登堡选侯殿下”。大军的任务是将瑞典人赶出波美拉尼亚，但到了第二年，勃兰登堡大臣施瓦岑贝格就向选侯报告：“选侯殿下您要求用这片贫瘠的土地供养2.5万人，那会让国家彻底毁灭。不到5周前，在选侯殿下和加拉斯伯爵副将的大点兵中约有5000人报到。而根据选侯殿下的官员报告，现在只剩下不到2000名步骑了。”这种状况的根源自然是筹款不足。如前所见，就连欧洲最庞大、最富庶的法兰西王国当时也是如此。高效的税制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如果议会极力反对就更是难上加难。议会不只是不想出钱，但财政问题的背后是宪制问题。当普鲁士议会驳回了选侯率军保卫议会的提议时，施瓦岑贝格写道：“议会如果容忍了就是大傻瓜。事实上，如果选侯如此强势地降临普鲁士，议会必将担忧他会为议会立法，为所欲为。”11这样的状况在选侯的儿子统治期间实际发生了，选侯的曾孙更是变本加厉，建立了像“铜石一般”的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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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大选侯（Great Elector）[51]即位后马上取消了勃兰登堡军队对皇帝和选侯的双重效忠，从而建立了独立的勃兰登堡军队。于是有人说，三十年战争惨痛经历的真正果实就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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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必须予以重大修正。决定高举权杖、让君主权力摆脱并行的议会权力束缚、凭借一支只效忠于选侯的常备军让君主独掌大权的人并非腓特烈·威廉。恰恰相反，鼓吹乾纲独断的人是他父的顾问施瓦岑贝格。时人对乔治·威廉的批评不是他想要的太少，而是他想要的太多了。议会早在1640年就要求施瓦岑贝格“不要将议会当作反贼或奴仆对待”。这位大臣主要被批判的点是在国事上不用心。只要国库里有了钱，他都会先满足自己的欲求，军人却拿不到军饷，破衣烂衫地四处走。议会对施瓦岑贝格暴政的控诉淹没了新君。他没有马上认清病灶，只想结束父亲过于宏大的计划，并出于“国中惨淡，血流遍地”而与瑞典休战。尽管他并不打算完全解散军队，但他还是希望裁军。最后，勃兰登堡保留了125名骑兵和2150名步兵，他们的用途不是野战，而是守卫要塞，因此全部装备火枪。裁军的主要困难是需要发放拖欠的军饷，选侯为了获取所需资源而大幅削减团长工资，从而引发了与团长的冲突。最后，选侯的堂兄恩斯特侯爵（Margrave Ernst）好不容易筹到1380塔勒，满足了骑兵的要求。施瓦岑贝格创设的军事枢密院和军用金库——其中的官员当然都是极其可疑的人12——被解散了，团长重新被赋予任命属官的权利。过了一代人的时间（1667年），选侯给儿子们写下了一条建议，“我一直后悔登基之初被人引入歧途，违心地顺从了别人的建议，对我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害处”，那条建议就是倚重盟友多于自身实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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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侯最后留下的军队尽管仍然多于议会所愿，但已经不再是一支野战军了，而且在议会的坚持下，除了新夺取的科尔贝格（Kolberg）、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和明登三处，其余要塞的守军兵力都削弱到了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现身时的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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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登基15年后，腓特烈·威廉选侯才组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那是1655年，瑞典与波兰再次爆发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的余波，选侯不得不选边站队。在与议会的持续斗争中，他取得了征收长期税项的权利（1653年征收了为期6年的军费），无须次次报批，他也曾在议会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征税。14一项规定臣民应“为必要的堡垒、要塞、戍所之守军与维持费提供赞助”的帝国法令（1654年）帮了选侯一把。同样重要的是选侯花大力气整顿和理顺了行政制度，用度不再盲目，而是有的放矢。于是，选侯于1656年在普鲁士组建了一支1.4万人至1.8万人的统一军队，兵员来自他治下的每一片土地。他率领这支军队加入了查理十世的瑞典军——当然是半胁迫的——并参加了华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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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缔结后，不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野战军再次削减到4000人，但平时也要维持常备军的观念成为基本原则。直到此时为止，选侯的所有举措都只能理解为建军的前提是发生战争或出现战争威胁。但时至今日，尽管议会反对，但选侯明言效仿瑞典的“常备军”（miles perpetuus）还是建立了。15腓特烈·威廉去世时留下了组织严密的2.9万人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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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发展史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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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行政制度的基础是将领土划分为以区长（Landrat）为首的区（Kreise）。区长由本区贵族担任，由本区大地主推荐，由选侯任命。区长的职责是监督居民与驻扎或过境部队的关系、分配供应军需的任务、分配寄宿兵舍、制定运输规范、征税充军饷或赔偿军队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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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的上级是前身为高级军事委员会（Superior War Commiss-ariat）的军务局（War Chamber），负责税务和转运的日常规范管理，监督楼房、仓库、要塞等军用设施的建造，发放军饷，维护道路桥梁。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军务局与王室领地管理局合并为至今尚存的区政府（Bezirks-Regierungen）（17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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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元帅是整个军事系统的首长，军令军政一手抓。后来军政事务被剥离出来，先由一人掌管，后由一个委员会负责（1712年），即全国军政委员会（General Commissariat）。仿照之前对地方政府的做法，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全国军政委员会与全国王室领地委员会合并为国家政府（General Directorate）（1723年）。不仅是战争部，还包括大部分现有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和内政部。因此，从历史来看，普鲁士中央政府脱胎于军事管理机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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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坦之前不仅要求占领区提供住宿和军粮，还要出包括军官在内的军饷，最高级的军官薪资可是一笔巨款。如有缺额，士兵就去自己抢。民政机关与军事长官在协作中形成了一套行政制度，既能供给军需，也不至于让土地荒废，经济生活仍然可以继续。平时政务（征兵除外）保留在民政机关手中，有序收税，改良税制。17对勃兰登堡尤其重要和有效的一项是普遍消费行为税（general excise tax），也就是1667年仿照尼德兰模式引入的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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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军一经建立便开始迅速膨胀。最初是因为与路易十四作战的需要，继而是因为波诡云谲的大北方战争，等大北方战争结束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为争取大国地位的初步努力，最后是因为腓特烈大帝的开疆政策。因此，找到兵源和财源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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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来自于日益完善、愈发苛刻的税收系统、对领地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盘剥，以及强大的国家控制力，最后还有外援的助力。自1688年起，海权诸国愿意为德意志诸侯提供资金，使其出兵对抗路易十四。1688年至1697年间，勃兰登堡获得的外援不少于654.5万塔勒，相当于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8有一伙廷臣痛斥优秀卓越的大臣丹克尔曼（Dankelmann）并促成其倒台，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外援肯定让选侯富得流油，可他们的经济状况为何还是那么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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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源比财源更麻烦一些。志愿兵是不够用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偶有强征入伍的记载。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
:469）提议仿照耶尼切里的模式，将收容所中的“孤儿、私生子、乞丐、贫民”送去军训场，训练成士兵。这一提议从未实行，找教官训练老百姓耗费太大，成效太小。只有将强征入伍制度化这一条，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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