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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十年战争中，防守方列阵时会利用地形屏障来掩护侧面（1620年的白山会战），原因正在于此。还有人试图攻击敌军侧面（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会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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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出现了侧翼交战。进攻方不是同时攻击对方的整个正面，而是减少一翼的兵力来强化另一翼，企图凭借后者打垮对面的敌军，尽可能实现包抄。赫希施泰特（Höchstädt）会战似乎是按照这样计划的，但没有实施出来。拉米伊（Ramillies）和都灵（Turin）两场会战都是侧翼交战，但更多是因为特殊地形条件而非战法本身。但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会战的计划完全是侧翼交战，但由于若干失误，实际仗并没有那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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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也开始探讨这个新问题了。之前就有从古典学问出发研究侧翼交战的，人们也不断从古典时代吸取养分。现在伊巴密浓达的斜形阵被想了起来，还有韦格蒂乌斯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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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碰撞时，我军左翼后撤，脱离敌军右翼，退到所有远程武器的射程以外。这时，由精锐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我军右翼压向敌军左翼，通过肉搏战将其打穿或包抄，以便从后方攻击敌军。左翼和右翼反过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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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教条著作，22那么第一位现代军事理论家似乎是蒙泰库科利。他在1653年面世的《论战争艺术》（Von der Kriegskunst）（德文本于1736年出版，《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68）中给出了一条规则：“精锐要布置在两翼，强势一翼发起进攻，弱势一翼拖住敌军。”他在其他地方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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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芬许勒（Kheverhüller）在1738年出版的《兵事要略》（Kur-tzer Begriff aller militärischer Operationen）中有一段显然基于蒙泰库科利观点的话：“最优秀的人要放在侧翼，先让最强的一翼出击接敌，兵力较弱的部分则要晚一些进攻，用散兵或地利拖住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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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福拉尔（Folard）写过一部波利比乌斯专著，腓特烈大帝下令并亲自参与制作了该书的摘要版。摘要版在腓特烈大帝最重要的大作出版之前面世，题为《战争中的新发现》（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uerre），书中详尽探讨了留克特拉会战和曼提尼亚会战（第2部第7章），指出了斜线阵的优势，赞扬了伊巴密浓达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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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从另一位法国人弗基埃（Feuquières）身上学到的东西甚至比福拉尔还要多，他将前者的不少文字直接搬到了自己的训令中。但就我所知，弗基埃没有提到斜线阵。因此，斜线阵思想在腓特烈上台时已经存在了，而且有过实践。但相关理论要么不完善，要么传播不广。至于实践，尽管有过几次尝试，但尚未取得重要成果。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假定斜线阵在有文化的军人圈子中肯定是老生常谈了。这是一个流传中的概念。恰在此时，老元帅皮伊塞居（Puységur）（1743年去世）为完成自己的大作《战争艺术》（Art de la Guerre）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动笔了，直到1748年才被他的儿子出版。这部著作中清晰而详尽地讨论了斜线阵（ordre oblique）（1748年版，1
:161及之后；2:45及之后；索引，2:234）。腓特烈曾写自己基本上读过每一本军事史著作，他首次上阵时头脑中无疑是有斜线阵观念的。国王在莫尔维茨会战中的布置是右翼强于左翼，特别是重炮放在了右翼，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削弱”了左翼。23但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侧翼交战，因为决定胜负的不是强大的右翼，而是损失轻微的左翼的前进。因此，通常的看法是普鲁士军在莫尔维茨的斜线攻势根本就不是斜线阵的实例，而只是巧合。我也曾长期认可这一理解，但根据赫尔曼（Herrmann）和凯贝尔（Keibel）的研究，我得出了此说不正确的结论。无论如何，从莫尔维茨会战起，斜线阵就成为主导观念，腓特烈奋战决胜的会战中主要也是采用斜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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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阵思想的应用表现出了国王实战战术的鲜明个人特色与创造性。这种观念的理论与实践早在他之前就有了，但并未结出任何果实。想法本身很简单也很古老，但用起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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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一翼，弱化另一翼当然简单。但如果敌人料到了，他们要么会如法炮制，要么会冲击我军较弱的一翼。直到采取攻势的一翼顺利包抄敌军，斜线阵才算大功告成。但敌军不会轻易暴露侧面，而会尽可能在对方可能来攻的方向摆出一个直角。于是，进攻方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或者在敌人眼皮底下调转方向。再加上线列战术的基本要求是正面尽可能连续完整，难度就更上了一层。24皮伊塞居说过，过去各营是棋盘式排列，留有间隙，但许多大战正是输在这一点上，因为敌军可以顺着间隙包抄各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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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来说，于是人们把间隙缩小了，但步兵营和骑兵队完全不留间隙的那一种阵形无疑是最强的。腓特烈时代普遍采用的正是这一种阵形。所以，他要做的是在连续正面推进的同时，由倾斜布置的骑兵和炮兵找机会包抄敌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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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斜线阵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优势。只有当进攻的一翼实力强于对面，而削弱的一翼能够牵制住数量更多的敌军时，优势才会显现。因此，优势兵力下的斜线阵不仅必须全线推进，而且行动必须要快到对方来不及反制，进攻的威力源于突然性。斜线阵的最高境界是包抄敌军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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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总参谋部资料中，斜线阵概念仅限于步兵和完整连续的步兵正面。据说，腓特烈国王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之间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按照这种理论，斜线阵就是侧翼战法（wing battle）的一个特殊亚种，两者要做严格的区分。原则上讲，明确细化术语含义不能算错。但区分严格到这种程度是没有文献依据和可行性的，因为历史和实践中的界线是流动的，骑兵和炮兵都没有被排除在外。27因此，我倾向这样来界定：斜线阵是侧翼战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战线整体形成了一条间隙尽可能小乃至于连续的正面。侧翼战法的一大要义是一翼在前，一翼在后，实施进攻的一翼加强兵力并伺机打击敌军侧面乃至后方。因此，上述特征也适用于侧面战法（flank battle）的亚种——斜线阵。斜线阵作为侧翼战法的亚种是符合当时的基本战术的，而且从斜线阵的内在逻辑来看，它也是从当时的基本战术衍生发展而来的。加强进攻的一翼可以在步兵第一梯队前面添加一个梯队（当时叫作“攻兵”），也可以在后面配置一支预备队，也可以加强骑兵或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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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绝不能认为部队展开成简单的线列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而是战术的一大成就，那么展开成斜线就更是如此了。起初，腓特烈只是命令一翼走得比另一翼快。但这自然不会奏效。正面必然会产生断裂，而当营长试图填补空隙时，阵形就乱套了。在1746年到1756年的10年间，腓特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孜孜不倦地寻找斜线阵最恰当的实现形式。28为了做好斜线阵，他接连构思和检验了不少于8种不同的方法。终于，他找到了他眼中最好的一种方法：梯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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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直到1806年，普军都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运用梯次进攻战法，即各营不是排成一线，而是排成类似阶梯的样子。但这种战法的重要性被大大高估了。分析到最后，其结果不过是各营在极短的时间间隔内依次投入进攻，相邻两营之间不会超过几分钟，最后每个营都与率先发起进攻的营齐平。唯一一场大体按照这种斜线梯次进攻概念来操作的战斗是洛伊滕会战。即便在洛伊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也不是梯次进攻，而是国王将普军出其不意地转向奥地利军左翼，且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实施的是纵队变梯队，普军原本分四路纵队前进，每个纵队各包含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一部，另有前出的第五路纵队，接着国王命令各路纵队以排为单位调转特定角度，沿着敌军正面走了2英里（约3.2千米）多，直到抵达奥地利军左翼边缘的对面。这时，之前留有相当大间隙的各排组成线列。29如此一来就形成了3个梯队（包括前出梯队在内），后面还有骠骑兵为第四梯队。普军以此阵冲击奥军，虽然没有达成迂回或包围，但仍然凭借4个梯队的纵深占据了数量优势。各营以梯次进攻，而非同时进攻这一事实并无特殊意义，国王在自述中甚至只是顺便提了一嘴。30可以说，各营依次出击增强了普军正面在奥军正面前方组成的斜线阵进攻时的力度。但普鲁士军之所以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是因为全军结成密集的窄小正面攻向奥军左翼，而完全不碰奥军右翼（奥军正面全长达4英里，约6.4千米）。于是，奥军右翼还没来得及援救，左翼就败了。尽管普军只有4万人，奥军则有6万以上，但普军在会战的每一关键处都具有数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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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键因素不是梯次进攻，甚至不是斜线阵，而是让普军指挥官带领部队秩序井然地沿着敌军正面逼近敌军一翼的战术机动能力，以至于敌军竟来不及出击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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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并非对类似观念一无所知。罗斯巴赫会战（battle of Rossbach）的情况与洛伊滕会战恰好相反。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苏比斯（Soubise）试图迂回普鲁士军，但行军途中遭到部署完毕的普军进攻，普军杀入奥军纵队，彻底将敌军冲垮，自己几乎没有损失。假如奥军在洛伊滕会战中没有坐守，而是找准时机出手，那便必然会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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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年战争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间的步兵战常会演变成一系列缠斗，诸军各自为战，彼此关系不大。操练的精确化和战术单元意识的不断强化也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作战中要尽可能避免纠缠于一地，因为那样会破坏战术单元。腓特烈明令禁止将士兵部署在房屋中。赫普芬纳将军（General von Höpfner）在《1806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806）第480页中准确地描述了腓特烈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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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术完全依赖于首次冲击。全军以线列推进，各营进行几轮齐射后直接上刺刀。一击不成便大事去矣。大王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一次进攻时，无疑是知晓这种战法的弊端的。但他知道的破解之法只有预备队和梯次进攻而已，这样手里最起码还有一支可用之兵。但这不是为了猛攻，而是为了对付没有一触即溃的敌人，接下来马上就是双方投入全部兵力的平行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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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界线当然是不可能画出来的。哪怕是在腓特烈的时代，首次进攻也未必能决定胜负；战斗有时会拉得很长，但总体而言欧根（Eugene）和马尔伯勒（Marlborough）[62]的部队打起仗来更接近拿破仑，而非腓特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两位统帅和他们的部队行动更灵活。恰恰是因为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制度太完善，对步法和动作做了严格的规定，所以他们才墨守成规，作战时难以放开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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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队将线列战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种战术的内在缺陷。地形稍有不平，队形整齐、一齐开火的步兵营就会陷入混乱，而且他们也不能在村庄或森林里作战，要遇到奥地利军中出身山野、深知如何在破碎地形作战的精锐克罗地亚轻步兵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非正规军从隐蔽地点开火，普军的齐射无可奈何。在罗布西茨（Lowositz）和科林会战中，他们在正面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普军在洛伊滕取胜的部分原因或许正是克罗地亚部队显然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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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开始时，国王组建了4个散兵营作为轻步兵，战争结束时有26个营。但普鲁士散兵比不上奥地利的潘都尔兵（pandours）和克罗地亚兵。这些边民仍然过着半蛮族的生活，与土耳其人冲突不断，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雷莎提供了独特的战士资源，而普鲁士国王是没有这个好处的。他一再抱怨这些毫无纪律的部队观察普军路线，采用旁敲侧击的游击战法，对普军造成了严重杀伤。文献中对普鲁士散兵实际成效的描述不完整且不确切。尽管他们取得了个别战果，但国王本人对其评价不高。1779年5月24日，他给陶恩钦将军（General Tauentzien）写信说，散兵营的军官“总体上行事拖沓、资质低劣”。对他来说，这些单位只是无法避免的恶，而且由于腓特烈本人没有正确理解散兵的性质，也没有给予其适宜的训练，所以他们更不能做出了不起的成绩了。若想打好散兵战，士兵要么有强烈的好战倾向，比如克罗地亚兵、潘都尔兵和哥萨克，要么有强烈的作战意愿，以便通过系统训练习得军事素养。但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里不存在此种训练的空间。在不伦瑞克的斐迪南这样的大人物笔下，奥地利潘都尔兵和克罗地亚兵“总是像盗贼一样躲在树后面，从不像真正的勇士那样在开阔地露面”。31国王本人的看法也差不多。他怎么能在自己的军中系统地培育如此可鄙的精神呢？但散兵毕竟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丑恶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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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散兵营的兵员素质不比线列步兵营更好，反而更差。散兵营里没有本国人，只有冒险者、逃兵和无赖，他们与正规步兵的唯一区别是缺少赋予后者力量的要素——军纪。你可以教被拉来的壮丁按要求走整齐的队列，但不能这样要求独立射手，他们要凭借自己的眼力和心意寻找掩护，要一心一意地前出作战。迈尔（Mayer）、吉夏尔（Guichard）和哈尔特伯爵（Count Hardt）等个别将领竟然能带着这些近乎匪帮的部队取得战果，这真是怪事。32除了散兵营，普鲁士出于类似目的还组建了猎兵（Jäger）连，但猎兵连的成员是可靠干练的本国林务官子弟，参军后有希望进入林务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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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追溯了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为止的骑兵发展历程。他摒弃了回旋战法，将手枪降低为辅助武器，命令骑兵以阔剑为主要武器，结成密集阵形发起冲击。后来的发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成败全在于排成密集队形要尽可能长，冲击要尽可能迅猛。但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极大量的操练，而且马上操练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希望节约马的气力的上校们命令士兵只在短距离进攻时用快步，或者只在最后关头才用低速袭步。尽管欧根亲王下令以全速袭步进攻，但他无力贯彻。腓特烈·威廉一世不理解骑兵。他练出来的卓越步兵在莫尔维茨会战中证明了自身实力，但普鲁士骑兵在此战中毫无战绩，被奥地利骑兵彻底击败并驱离战场，当然，奥地利骑兵确实多一些。腓特烈国王为骑兵注入了新的精神，在下一年的霍图西采会战（battle of Chotusitz）中，普鲁士骑兵的表现焕然一新。在七年战争之前的10年间，普鲁士骑兵的战果越来越大。1748年，腓特烈还觉得骑兵从700步外开始进攻就可以了；到了1755年，他就要求1800步了，而且最后一段必须用全速袭步。他要求手下的指挥官永远不要被动挨打，永远要主动出击。“当这样一面密不透风的巨墙猛烈地发起突袭，敌军不可能做任何抵抗。”赛德利茨（Von Seydlitz）据说有一句异曲同工的话，他说骑兵打胜仗，不靠马刀靠马鞭。他还有一句话：“6人一队进攻，谁被挤到后面，谁就是混蛋。”密集战术单元能将单个骑兵团围住，以至于腓特烈国王希望尽量不打肉搏战，因为“那样就要靠普通士兵决胜负了”，而那是靠不住的。因此，不仅骑兵方队内部要尽可能紧密，马刺靠着马刺，甚至膝盖靠着膝盖，而且第一梯队的方队之间几无空隙。攻势要打穿敌军的第一梯队，赶跑敌军，接着再击破敌军的第二梯队，再之后腓特烈才允许士兵展开肉搏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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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骑兵据说还是先开枪，再拔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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