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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因素在联军作战中最为紧要。如果打胜仗的一方已经做出了牺牲，之后或许不得不承认胜利的果实会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胜利者不再有实力来完整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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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端摇摆的战略下，野战工事是一项重要的临时工具。当然，早在穆尔滕和南锡会战中，大胆查理就已经用野战工事来抵御瑞士军了。第一场真正的现代会战，法国与西班牙在南意大利打响的切利尼奥拉会战（1503年）是围绕着西班牙军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墙和挖好的一道沟展开的。从那时直到旧制度落幕，野战工事都发挥着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作用。在骑兵再度占据重要地位的胡格诺战争中，德拉努告诉我们，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沟，以免敌军从远处发起突袭。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样，他认为凡是驻扎超过一夜的营地必定要修建工事。胜负常常就在于一方能不能早几个小时抵达战场，然后建起让敌军不敢强攻的野战工事。皇帝军之所以在1620年输掉白山会战，就是因为布拉格没有赶快把必要的铁锹送上来。道恩（Daun）[63]对抗腓特烈大帝时手不离锹。腓特烈起初反对野战工事，因为他的部队是靠速度对付突袭的，而且他总是喜欢发起进攻，工事只会是累赘。他有时甚至会激烈抨击野战工事4，他与时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这是其中一条。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战争原理》第8篇中说：“我军会在营地外挖一圈壕沟，就像罗马人当年那样。”他的用意不过是防止敌军优良的轻步兵发起夜袭，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在围城战中，国王愿意用堑壕来保护后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主动出击，迎战敌方援军是更好的办法。在最危急的时刻，比如输掉会战之后或者敌方有3倍兵力优势，工事便不得不修。于是，1761年俄军与奥军终于在西里西亚会师来攻时，腓特烈依靠在本泽尔韦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七年战争后，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态，大力推崇野战工事，这无疑是根据本泽尔韦茨的经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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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依据战术工事的坚固程度或战或不战的决定不是在前线做出，而是由后方政府裁决，尽管请示上报、信件往来可能会耗费数日数周的时间。1544年，昂吉安公爵从上意大利派掌营官蒙吕克回巴黎请求国王允许开战。蒙吕克顶着大臣的反对拿到了许可。昂吉安打赢了切雷索莱会战，却是有胜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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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中道恩与维也纳、俄军指挥官与圣彼得堡之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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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役是机动战的反面典型，新教诸侯联盟行动过于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无兵的开战初期。6但兰克讲过，我们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领主不愿做出艰难的最终决定，说在他眼里，每一处渡口和水沟都太深，每一处沼泽都太宽。一旦形成了这种战略态度——我们知道当时就是如此——那么率领一支各怀鬼胎、号令不一的军队采取重大行动就是很难的了。而皇帝即便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时候也仅仅满足于游走机动，最后取胜靠的也不是战斗，而是政略，即通过说服莫里斯公爵入侵萨克森选侯的领地。这样一来，松散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结军队包围南德意志的能力。针对这一点，记述此战始末的阿维拉写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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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从来没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交战，遑论优势。但即便有平等条件，他也不能开战，因为这样一场胜利会带来重大损失，而受损的军队是不能让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胜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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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格诺战争中有极其血腥的会战，但战略意义仍然仅相当于小规模战斗，因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强盛得多，战场上旗开得胜，但还是不足以夺取敌方的全部要塞，从而使其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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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一点，西班牙才用尽办法也没能收复反叛的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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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战略的决定因素是错综复杂又频繁变动的政治局势、为数众多的要塞城市、与受到影响的广大地域相比总是居于数量弱势的军队。古斯塔夫·阿道夫胆略非凡，敢从偏远小国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笼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积极主动的英雄人物也只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克劳塞维茨称他为“虑事周全，明智博学的统帅”，又在另一段写道：“古斯塔夫·阿道夫绝非侵略攻杀的莽夫，他偏爱严谨有道的机动战。”直到登陆德意志15个月后，他才发动了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克劳塞维茨认为瓦伦斯坦“能量充沛，几乎不知畏惧为何物”，“深得全军敬畏”，但他从来没打过一场攻势会战。托尔斯滕松倒是不断求战，但基本战略上并没有越出消耗战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三十年战争有太多的矛盾悖论，从战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还带来了一些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变化。此战中有时会集结起极为庞大的军队，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万之众，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1631年底瓦伦斯坦回归时，他手中有3万至4万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总兵力是10.2万人，其中在明斯特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万。战役结束时，他总共还有7.4万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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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真正上阵的兵力很少。白山会战中，皇帝与天主教同盟联军约有2.8万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有3.9万人（包括萨克森军），在吕岑有1.63万人。瓦伦斯坦纽伦堡大营并没有人们常说的5万至6万人，只有2.2万而已。10托尔斯滕松的兵力不超过1.5万至1.6万人。大量可用战斗员都用来把守众多要塞城市。野战军中骑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1645年的扬考会战（Jankau）中，皇帝军有1万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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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反复变动，从波罗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从维也纳乃至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由于军队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补给，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边都有拥护者提供后勤基地，所以有长途行军的能力。因此，战略态势总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观点决定，以至于战争艺术史著作大可略过具体细节，除非是分析具体会战，尤其是著名会战时必须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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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开启了一个战略的新时代，特征是军队规模扩大，军需补给的问题随之而来。中世纪军队人少，自带粮草不算困难，也可以沿途征收。反过来看，从行军距离和相对薄弱的补给手段中也能得出军队规模很小的结论。随着军队的扩大，粮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谈起。11编写于16世纪30年代并广泛流传运用的《军官手册》（Aemterbuch）或《战争条令》（Kriegsordnung）12中写道，“后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务”，接着就是详细的粮草计算过程。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兵书》（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计算。根据书中的估算，90801名战斗员5天需要面包共490车，熏肉、黄油、盐、豆、燕麦、大麦共383车，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车。另有45664匹马所需的燕麦。131543年，纽伦堡军人约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 Imhof）从查理五世的军营中写信抱怨说诸物皆贵，因为有些士兵拦路抢劫了运输补给的市民和农夫；只有肉价便宜，因为牛是强征来的。14法军早在1515年就有野战烤炉了。15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为1620年的波希米亚战役设立了多处仓库。他在林茨（Linz）征收了300桶面粉，总计7万配克（约636立方米或63.6万升），奥地利要出220辆四马大车负责运输。开姆尼茨的《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一书中充斥着对行动后勤的担忧。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对后勤的重要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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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军队兵力达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三四倍。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既然兵多了，统帅应该能取得更大的功绩，征服更大的土地了。但如果双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么情况会恰恰相反。大军是笨重的，不仅是行动迟缓，更因为无法就地取食——没有补给就无法生存，除非行动神速——这就需要一套严密的后勤供应体系。再加上我们前面说过的一点，兵力的扩大导致进来了许多靠不住的人，这些人只是因为军纪和严密监视才留在军中，于是后勤需求的压力就更大了。要是让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会逃跑。因此，从仓库有序支取粮草就变得必不可少，但仓库往往会束缚军队的行动。这一结果又反作用于问题的源头：依赖仓库拖累了行军，于是军队更加无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赖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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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论家估计，军队最多离开仓库5天路程；路线中间距离部队两天路程、距离仓库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战烤炉。野战烤炉生产的面包只够吃9天。如果有大车往来输送，装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话，那么部队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面包，同时还有一点应对不测的富余量。富余量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连日降雨会让车辆无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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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法伦（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部队在看得见仓库和烤炉的地方开始缺粮。运面包的车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几天几夜的时间，即便是这样，途中还不得不丢掉一半的货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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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92年的比利时，卢森堡（Luxemburg）[65]想赶上昂吉安却做不到，不得不在苏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时间，因为他的车队不足以将粮草从蒙斯（Mons）的仓库运上来。蒙斯离昂吉安不到18英里（约29千米），离苏瓦尼只有9英里（约14.5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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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腓特烈大帝说指挥军队的不是他，而是面粉和草料。他还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对基斯元帅（Field Marshal Keith）说：“荷马说士兵是面包造就的。我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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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规模扩大、内部改制的同时，战争的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只有少数城市修得固若金汤，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围攻才能夺取，于是，省出来的守军就被充实到了野战军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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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当年从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出兵，无数次深入法国腹地，三十年战争依然如此。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为一连串边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后，这样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腓特烈后来以类似的方式修建了西里西亚要塞群，目的是保住这片新得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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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期间无数次出现类似于腓特烈作战时的战略局势，尤其是当托尔斯滕松担任瑞典军统帅的时候。但托尔斯滕松和他的1.5万名士兵取得了远胜于腓特烈的成就。霍博姆在柏林大学的就职典礼演讲中提出并比较了两人，大有教益，我之后探讨腓特烈的战略时会加以介绍。19我们马上能注意到，区别不在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后继者们，不管是魏玛的伯恩哈德、巴纳、托尔斯滕松、弗兰格尔还是卡尔·古斯塔夫，对战略的本质，尤其是野战的价值和重要性有着不同于腓特烈的理解。相反，区别完全源于军事和政治条件，源于军队规模、性质和战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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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打个比方，发展过程不是从一个机动战为主的时代逐渐转向基于决战的战略，而是理论与实践在一个时期偏向一端，在另一个时期偏向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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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一直到最后都有激烈的会战，但路易十四的前两场战争都是纯粹的机动战。唯一真正的会战，即1674年的塞内夫会战（Seneffe）是意外发生的，而且一直没有决出胜负，因为孔代不愿意用军队去冒险，于是没有继续战斗。要不是有这场会战，1672年至1679年的战争就只有围城、行军和几场小型遭遇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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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第三场战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现出了紧张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响的会战是1690年的爱尔兰博因河（Boyne）会战。詹姆斯二世在此战中被威廉三世击败，斯图亚特家族永远失去了王位。1690年的弗勒吕斯（Fleurus）会战、1692年的斯滕凯尔克（Steenkerken）会战和1693年的内尔温登（Neerwinden）会战虽有大量伤亡，却没有任何实际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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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新战法，即整体有序地摧毁了位于边境的普法尔茨，目的是阻碍敌军从这个方向发起进攻，帮助法军保卫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两处要塞。这项措施尽管残酷，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德意志军围攻并夺回了美因茨。1704年，联军企图在巴伐利亚采取同样的办法，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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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析到最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夷平巴伐利亚及周边所有区域，让敌军再也没有从巴伐利亚或周边区域继续作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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