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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种作风，这种让奥军统帅通过巧妙机动挫败普鲁士国王的本领，让他无法利用命运伸长手臂去拿送到他眼前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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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经波希米亚退往柯尼希格拉茨（Königgrätz）。他不知道道恩已经到了莫拉瓦河对岸，与他近在咫尺，还分兵两路，自领一路在前扫除可能出现的拦路奥军分遣队，另一路在后保护庞大的辎重队，由之前负责攻城的基斯元帅统率。我们今天看当时的总体局势，会觉得道恩没有抓住机会全力出击简直不可理喻；普军花了7天时间才走到直线距离37英里（约60千米）外的斯维塔维（Zwittau），而且已经受到了奥军分遣队的严重威胁。我们看不出普军如何才能逃脱惨败。国王与后面的基斯部有整整一天的路程，无力救援。普军怕极了奥军追上来，这从军中流传的奥尔米茨守军指挥官马沙尔将军（General Marschall）说的一句话就能看出来，将军接到追击撤退普军的任务时说：“这些人已经够不幸了，让他们平静地离开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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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争讲的是风险，道恩打算发挥无险而胜的本领。这项本领刚刚为他带来了一次漂亮的胜利。前一年，兵力占优的他不敢为了解救布拉格而攻击普军，而是逼近敌军，断其粮道，引诱敌军出击，然后在科林大败之。这一次连会战都没打一场，他应该孤注一掷，冒着普军及时反应过来、集结兵力迎击的风险，或者那位能立下不世之功的国王刚注意到奥军前进便突然转身，在奥军再次找到良好防御阵地前就发起进攻的风险出手吗？道恩对普鲁士国王分兵的做法——这该说是大胆还是愚蠢呢？——没有确切的了解。对信奉现代战略的人来说，道恩似乎行为迟钝，而且如果他有大将之风的话，那么即便从当时的战略原则来看，他必然会意识到决定性地击败普军的时机已经到来，须甘冒大险乃至投入全部筹码出击。当然，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两极战略的本质就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谨慎机动或大胆会战，但只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突然从一端转向另一端；道恩并非兼通两道之人，如果他一味进攻的话，那就自求多福吧！这一次在普军从奥尔米茨撤退时，进攻会让他大获全胜——但4周或6周前，要不是他老成持重，他就会为了解救奥尔米茨而攻击普军了。换句话说，他会正中腓特烈下怀，很可能遭到失败。为了正确评价一位统帅，我们不能只看一次孤立的行动，而必须从整体上考察他的品性，必须合理看待他的那些在一种情况下不利，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为他带来成功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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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军没有追击，所以普军毫发无损地抵达了柯尼希格拉茨，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现在占据的阵地大体上就是3个月前奥军大营的位置。即便是现在，腓特烈已经把全部辎重翻山送回了西里西亚，他也愿意邀战道恩，但奥军总是将阵地设在腓特烈不愿冒险攻打的位置。玛丽亚·特雷莎写信给前线统帅说，他现在可以冒险开战了，有失败的风险也没关系，因为普军正要转身对付俄军，奥军一定要提前削弱普军。这句话是多么震撼，又是多么独具雄风啊！为了杀伤敌军，协助友军，玛丽亚·特雷莎愿意自己承担损失，而且可能损失比敌人还要大！有人可能会觉得双方必然会交手了，因为腓特烈当然同样渴望会战，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以便抽出更多部队对付俄军。但在维也纳写下豪言壮语容易，在敌军面前做出英勇决断就难了，而且女皇将道恩誉为通过拖延行动挽救了祖国的当代法比乌斯，还为纪念他而铸造了印有“Cunctando vincere perge”字样（意为“他发扬了拖延制胜之道”）的硬币不是没有道理的。道恩收到女皇的信后无疑加快了脚步，还研究了普军的阵地位置，结果却发现普军阵地过于坚固。他也认为其他的一些做法不可取，比如率军来到野外向普军挑战。对腓特烈来说，时机似乎也不是非常有利。于是，双方在柯尼希格拉茨和纳霍德之间又兜了将近4周的圈子之后，腓特烈离开了波希米亚，转身对付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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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希格拉茨物资吃紧时（普军逼近时，奥军将利托米什尔仓库中剩下的物资付之一炬），国王命令士兵自己收割庄稼，自己给谷物脱粒，自己捡麦穗，然后送去烤炉。每个团每天都具体规定了上交谷物的数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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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腓特烈来说，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战役无疑是以战略失败告终，而且阿兴霍尔茨（Archenholtz）写道，国王自己的军官们都认为整场奥尔米茨行动是一个错误。要是他像1757年春天制定的原始方案中那样按兵不动，带领主力在劳西茨山区或下西里西亚等待奥军或俄军来到近前的平原地带，然后再出击，那岂非再妥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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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战役最终失败了，那么说干脆不打这场仗最好的事后诸葛之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很容易说出口。哪怕浪费的资源和直接的伤亡不算太大，36哪怕班师过程的顺利弥补了撤围奥尔米茨对士气的损害，但要是采取守势的话，普军根本不会有伤亡，而且腓特烈在曹恩道夫会战中的兵力也会更强。因此，腓特烈不实施摩拉维亚行动确实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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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因素就谈这些。但战略问题从来不是只靠客观因素就能解决的。统帅的主观认识也必须考虑。当道恩没能抓住普军撤退的机会时，我们的解释是道恩就是道恩；现在腓特烈也是同理，只不过方向反了过来。假如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胜利后按兵不动，等待次年7月再看敌军来不来，那他就不是腓特烈了。他看到入侵摩拉维亚有机会取得正面战果，所以他不可能不去试试运气。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一份证词写道，普鲁士国王“终究会通过机动迫使道恩接受会战，不管道恩布阵于何处，而我们知道普鲁士国王的机动水平一贯高于我军”37。腓特烈难道应该因此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道恩不会被拖入会战，而且由于奥尔米茨距离普鲁士边境只有37英里（约60千米），所以道恩肯定会切断围城部队的补给吗？毕竟，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发展的，而且普鲁士国王有不会放过一个机会的观念——事实上，归根到底正是这个观念让哪怕数量优势巨大的敌人也对他敬而远之。正是在这个时候，劳登（Loudon）给朋友写信说世界上几乎没有普鲁士国王办不到的事。38前面讲道恩的时候说过，成功将腓特烈从奥尔米茨调动出来的是道恩，后来不懂得抓住腓特烈退兵时几乎穷途末路的机会的还是那个道恩；同理，就算胜率渺茫也要发动摩拉维亚战役的是腓特烈，凭借积极作风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在战役失败时几乎毫发无损的也是那个腓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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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年8月25日的曹恩道夫会战也没有如腓特烈所愿一锤定音。俄军稳住了阵脚，沿着普军正面退走，腓特烈却不敢再次发起进攻。另外，俄军尽管放弃了诺伊马克（Neumark），却又去围攻科尔贝格（Kolberg）了。假如国王没有发起进攻，而是听从鲁蒂斯将军（General Ruits）的建议，抓住与大军分开的俄军辎重队，那么国王是有可能成功的。他在会战后确实尝试这样做了，还说了一句与他的其他言论矛盾的话，“那比会战要好”，但他的尝试失败了。曹恩道夫又打了一场虽无实质成果，却有士气方面的好处的会战：敌军一直处于害怕遭到攻击的恐惧中，于是意志陷入了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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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腓特烈过分依赖士气因素时，道恩却成功鼓起了勇气。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尔希（Hochkirch）向营地选址不慎的腓特烈发起进攻并大败之。腓特烈这一次亡羊补牢的办法也不是打赢另一场会战，而是精心规划，快速行军，令奥地利人无法利用和保住占领西里西亚、萨克森境内多处要塞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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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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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在战争的第四年转变了战略，决定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他其实在1757年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他现在打算留在包括萨克森在内的国境之内，让敌军自己过来。我们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两场宏大攻势分别在布拉格和奥尔米茨失败了，但之后的防守行动都成功了。腓特烈在1758年底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失败的原因是奥军防守能力提高了。据说奥军已经凭借筑营术、行军战术和炮火成为防御大师。奥军布阵通常是两侧皆有依凭，周围由无数火炮支撑，部队排成三线：一线正面有缓坡，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二线在高处的战壕中，是战斗最激烈的位置，骑兵夹杂其中，只要来攻的敌人有动摇迹象便立即上前出击；三线的任务是增援敌军重点进攻的地段。火炮放在两侧，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样。骑兵在开战前夕发起进攻的做法仍然常见，但在这样的阵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可行性。现在，骑兵一开始会留在手里，等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和追击时再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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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现在寄希望于奥军因为要夺取西里西亚，迟早会被引到平原地带，从而带给他翘首企盼的进攻机会。谨慎的道恩没有这样做，于是腓特烈最后不再管他，试图去攻打诺伊马克城下的俄军。他尝试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库诺斯道夫（Kunersdorf）。1758年曹恩道夫会战的结果已经是不如人意；普军在之后的卡伊会战和库诺斯道夫会战更是彻底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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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会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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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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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和劳顿部布阵于奥得河右岸的法兰克福城下。腓特烈自南边来，从俄军身边走过，然后在俄军阵地以北渡过奥得河。由于俄军北边有低洼地掩护，他又绕了俄军一圈，以便从东南边包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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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军计划纯粹从侧面进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军战线似乎注定要被席卷了。但攻势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俄军正面的南侧也有多处池塘和溪流掩护，普军的进攻正面非常狭窄，尤其是1.3万名骑兵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为免阵形分散，国王不愿意让左翼绕过正面障碍物进攻。于是，俄军一次又一次从没有受到攻击的半边战线投入有生力量，终于凭借数量优势打垮了普军。克劳塞维茨（10：99）有言“或许可以说，国王在这里掉进了他自己挖的斜线阵的陷阱里”，总参谋部著作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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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侧面进攻比洛伊滕会战时还要明确，因为普军将全部兵力展开于俄军东翼。两场会战中的兵力对比情况大致相同。令普军在洛伊滕取胜，而在库诺斯道夫落败的区别有四点：第一，洛伊滕会战中的奥军正面非常长，受到攻击的一翼无法得到未受攻击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俄军阵地要有利于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军已经占据阵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于正面有屏障，俄方中军没有受到攻击，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击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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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因此经常被人批评，尤其是拿破仑，批评他没有在库诺斯道夫动用更多兵力，毕全功于一役。总参谋部著作（10：84）罗列了他没有那样做的理由，却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些理由只有在腓特烈确实且必须依照消耗战略原则行动的假设下才适用成立。假如腓特烈愿意让事态发展到暂时放弃萨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会战中派亨利王子率军支援韦德尔（Wedel）。假如他愿意冒失去一部分西里西亚的风险，他本可以将富凯调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这样在库诺斯道夫决战时就能兵力大增。但总参谋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第85页）是，它说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势发展到让道恩有可能“带着大部队跟在自己后面”。事实上，这句话或许应该整个倒过来。如果道恩直接尾随腓特烈，他就会离开自己的坚固阵地，最终给普鲁士国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机会，也就是在野战中攻击奥军。俄军无法干预，因为他们还在奥得河对岸。这样一来，局势便类似于1815年的拿破仑，他当时希望在两天之内用同一支军队先后击败普军和英军。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队达成这样的功绩。曹恩道夫会战前的事件也应当这样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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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挺过了库诺斯道夫会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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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察七年战争时往往几乎只从腓特烈国王的功绩和战略角度出发。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七年战争真正的根本问题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库诺斯道夫战败后存活下来？这个问题不能用敌人的无能、不团结、“愚蠢透顶”挽救了他来解答。萨尔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绝非行事没有理由的无能之辈，这些理由值得我们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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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国王预计敌军打赢会战并会师后会发起追击，攻打并消灭他的军队，占领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也是这样要求的。委员会致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让敌军脱离双眼与双手所及的范围，应奋力追击并彻底消灭敌军。但尽管普军遭遇惨败，达成这一任务也绝非易事，更非理所当然。腓特烈本人的证词不够可信。哪怕他确实相信万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统帅权交给芬克将军（General Finck），但那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一个比诸如拿破仑这类人敏感得多的人，惨败给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为评判局势和对手行动的客观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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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战场上的普军有近5万人。尽管会战当晚国王身边只剩下1万人，但大半部队其实保全了下来，而损失固然足够惨重，但也仅限于1.9万人和火炮。除了这些人外，国王还有亨利王子和富凯手下的两支部队，外面还有几股小部队，加起来约有7万人。因此，尽管普军遭受了骇人的失败和重大的损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战可走。会战后敌军没有直接发起追击，于是失散人员在之后几日里重新集结于战场28英里（约45千米）外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这并非稀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追击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在当时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军也是如此，而且俄军和奥军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也蒙受极大损失（1.7万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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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恢复行动，那就必须攻打国王在施普雷河（Spree）后面的阵地，而且国王后面还有劳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队。鉴于俄奥联军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因此攻打无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两军统帅同心同德，坚决果断。经验表明，盟友之间极难实施这种合作；不仅是将军们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对俄国人来说，针对普鲁士国王的战争只是一场外交战，他们没有任何承受无止境的风险和损失的内在驱动力。他们不愿意为了奥地利人牺牲自己。而向腓特烈国王发起进攻总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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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特科夫有过他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总参谋部著作，11：82）、甚至不愿意与敌人再有半分瓜葛（总参谋部著作，10：305）的惊人之语。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两场会战的胜利已经让俄军精疲力竭，不再有大举行动的充沛士气，而如果俄军不配合，奥军本身尽管仍然具有数量优势，却还没有强大到能让奥军觉得继续进攻风险不大的地步。因此，道恩只是秉承了个人品性和从一开始拒绝重拳出击、速战速决时就设定的原则。虽然攻打腓特烈国王、攻打亨利王子或进军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复考虑，但这些冒险行动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奥军统帅宣称，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获，因为奥军在物力耗竭的马尔克地区没有冬季营地可驻扎。因此，两位统帅同意先等待皇帝军占领普军撤出后的萨克森，夺取德累斯顿（事实上也做到了），继而占领西里西亚的冬季营地，攫取大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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