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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挺过了库诺斯道夫会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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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察七年战争时往往几乎只从腓特烈国王的功绩和战略角度出发。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七年战争真正的根本问题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库诺斯道夫战败后存活下来？这个问题不能用敌人的无能、不团结、“愚蠢透顶”挽救了他来解答。萨尔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绝非行事没有理由的无能之辈，这些理由值得我们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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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国王预计敌军打赢会战并会师后会发起追击，攻打并消灭他的军队，占领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也是这样要求的。委员会致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让敌军脱离双眼与双手所及的范围，应奋力追击并彻底消灭敌军。但尽管普军遭遇惨败，达成这一任务也绝非易事，更非理所当然。腓特烈本人的证词不够可信。哪怕他确实相信万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统帅权交给芬克将军（General Finck），但那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一个比诸如拿破仑这类人敏感得多的人，惨败给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为评判局势和对手行动的客观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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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战场上的普军有近5万人。尽管会战当晚国王身边只剩下1万人，但大半部队其实保全了下来，而损失固然足够惨重，但也仅限于1.9万人和火炮。除了这些人外，国王还有亨利王子和富凯手下的两支部队，外面还有几股小部队，加起来约有7万人。因此，尽管普军遭受了骇人的失败和重大的损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战可走。会战后敌军没有直接发起追击，于是失散人员在之后几日里重新集结于战场28英里（约45千米）外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这并非稀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追击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在当时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军也是如此，而且俄军和奥军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也蒙受极大损失（1.7万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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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恢复行动，那就必须攻打国王在施普雷河（Spree）后面的阵地，而且国王后面还有劳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队。鉴于俄奥联军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因此攻打无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两军统帅同心同德，坚决果断。经验表明，盟友之间极难实施这种合作；不仅是将军们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对俄国人来说，针对普鲁士国王的战争只是一场外交战，他们没有任何承受无止境的风险和损失的内在驱动力。他们不愿意为了奥地利人牺牲自己。而向腓特烈国王发起进攻总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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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特科夫有过他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总参谋部著作，11：82）、甚至不愿意与敌人再有半分瓜葛（总参谋部著作，10：305）的惊人之语。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两场会战的胜利已经让俄军精疲力竭，不再有大举行动的充沛士气，而如果俄军不配合，奥军本身尽管仍然具有数量优势，却还没有强大到能让奥军觉得继续进攻风险不大的地步。因此，道恩只是秉承了个人品性和从一开始拒绝重拳出击、速战速决时就设定的原则。虽然攻打腓特烈国王、攻打亨利王子或进军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复考虑，但这些冒险行动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奥军统帅宣称，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获，因为奥军在物力耗竭的马尔克地区没有冬季营地可驻扎。因此，两位统帅同意先等待皇帝军占领普军撤出后的萨克森，夺取德累斯顿（事实上也做到了），继而占领西里西亚的冬季营地，攫取大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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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库诺斯道夫大捷之威彻底降服普鲁士的想法必须被视为另一种看法的对应物，即腓特烈国王应该将亨利王子的部队也调来攻打俄军。这两种行动都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与思维框架。如果我们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两人都没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被击败的不是普鲁士全军，而只是普鲁士的一半军队。联军现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了，联军可以假定下一场战役就能迫使普鲁士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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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无法付诸行动，因为联军意见不统一，腓特烈国王则积极大胆地运用仅存的兵力，于是敌军最后退回了前一年占领的冬季营地，只保留了德累斯顿一城。不理解两极战略性质的现代理论家通常对机动评价不高。让他们研究一下普鲁士在霍基尔希会战失败后是如何通过机动保全下来的吧，库诺斯道夫会战后也一样。战后3周后，局势发展到了俄奥两军真的计划攻打国王军残部和柏林的地步，这时亨利王子没有从南方背刺联军，反而向南而去，远离联军，其目的是攻击联军交通线并夺取联军仓库。道恩立即折返，放弃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俄奥两军再次远远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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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夺取西里西亚的计划实施了，奥军主力正在萨克森。要想能留在西里西亚，俄军至少必须占领格洛高。但在俄军抵达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国王已经强行军赶到了一处让俄军必须先攻击他，然后才能展开围城的阵地。尽管俄军有很大数量优势（劳顿部还在），但他们无意挑起攻势，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在同意征服西里西亚的整个计划时就不太情愿。对他们来说，西里西亚距离他们在维斯图拉河下游和东普鲁士的基地太远了。奥地利人把他们拉到这么远的地方主要不是为了议和时获得西里西亚，而是因为它对奥军行动来说距离最近、最方便，后勤也有保障。但俄国人觉得不仅让他们长途跋涉，还要让他们暴露于来自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侧面攻击之下，这个要求实在是过分无理。他们认为前进这么远甚至可能丢掉东普鲁士。41因此，萨尔特科夫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奥地利提出的围攻格洛高的建议。要不是腓特烈国王最后鲁莽地派芬克插入奥军后方，导致芬克在马克森（Maxen）投降的话，那么库诺斯道夫战败的影响肯定就完全消除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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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秋，国王怀着最大的真诚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爱打决战的倾向是不是正道。他反思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命运，写下了前文引述过的观察成果。他说，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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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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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没有智慧的勇气一无是处，而且从长远来看，思虑周全的头脑胜过不假思索的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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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从那时起不再想着与俄军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他执拗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寻找奥军破绽，但我们通过细致考察会发现在战争的前五年里，他在洛伊滕会战后其实只与奥军有过一场激战，那就是托尔高会战。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采取主动的不是他，而是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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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格尼茨会战与托尔高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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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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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终于决心攻击普军了。奥军和俄军分别从两侧进入下西里西亚，中间现在只隔着一条奥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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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只有3万人，奥军有9万人。7.4万名俄军被亨利王子的3.7万人拖住了。腓特烈自觉兵少不足以一战，只打算继续机动，保护布雷斯劳和施韦德尼茨两城不被围攻，就这样熬过夏天。就在这时，奥军的进攻计划挽救了他。在维也纳的催促下，道恩构思的方案不只是进攻战，更是一场歼灭战。奥军要趁夜三面合围，一举打垮国王的军队。普军自己也在夜里扑向劳顿指挥的2.4万人，在清晨时分奥军主力抵达前将其击退，于是这一路军再也不敢继续按计划完成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认为道恩完全不懂歼灭战思想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想打歼灭战容易，但道恩比谴责他的人更明白，对普鲁士国王实施这个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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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格尼茨会战的胜利让国王摆脱了眼前万分危急的形势。随着这一年走向终点，他再次试图通过一记重拳扭转命运，遂于1760年11月3日进攻托尔高阵地中的道恩。他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试着从敌人手中夺回萨克森，而且好像是要为自己开脱似的。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必须用这一战赌普鲁士的国运，因为他之前没能将道恩从托尔高阵地中调动出来。胜利付出的代价极大，成果却依然有限，因为奥军只后退了3天路程且继续控制着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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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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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阵可以理解为侧翼战法的一个子类，也就是按照当时的基本战术，以密集单一战线实施的侧翼战法。它只成功过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说，它只有一次是胜利的充分条件，那就是洛伊滕会战。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之后只打过三场大规模阵地战，两场是对付俄军——1758年的曹恩道夫会战、1759年的库诺斯道夫会战——还有一场是对付奥军，即1760年的托尔高会战。国王在洛伊滕会战后发展了自己的战法，不只是沿着敌军正面行进至敌军一翼发起侧面进攻，甚至会整个绕过敌军侧翼从后方进攻，如果敌军没有同样转向的话。但由于敌军转过来了，所以机动的目的就没有达到，事实上打成了正面战。在曹恩道夫会战中，双方甚至这样来回转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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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诺斯道夫，俄军侧翼——我们简直不知道该叫它左翼或是右翼——被完全围住，但由于国王谨守正面必须严密的原则，所以一大部分俄军并未遭到攻击。这部分俄军不断向遭到攻击的友军派出增援，最终磨尽了普军进攻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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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高，腓特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法，我们仍可称之为侧翼战法的发展产物。他放弃了严密的正面，将大军分为两路，亲率一路沿着半圆形路线包抄位于北侧的奥军右翼，前后夹击奥军。这样做的难点在于，他不能确保前后两路同时发起进攻。他们既不能约定具体时刻，因为包抄行动的用时没有办法准确估计，又不能依赖会受到风力和天气影响的信号。国王率领的外侧纵队要走的路程不小于18英里（约29千米），还要途经森林。不管是国王进攻早了，还是齐滕进攻迟了，两路没有在同一时间出击。43但仗还是打赢了，因为拉齐（Lascy）指挥的一大批奥军由于不确定齐滕会从何处进攻，于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军奋战。与国王一路交战已经深深震撼了奥军，现在齐滕又从另一面攻来，奥军再也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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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of 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尔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办法攻击法军，他将部队分为间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敌人的后路。尽管法军统帅克莱蒙王子兵力优势极大，处事却不够果断，没能亲率部队去迎击孤立的某一路敌军。他甚至在主力没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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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严厉批评了克雷菲尔德和托尔高两场会战中的分进合击，说这种做法违背了战争艺术的所有法则。孤军是有可能被打败的。他还说托尔高会战是腓特烈唯一一场没有显示出天才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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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会发现拿破仑的判断完全可以反过来看，认为分进合击恰恰是创造精神，它让一种已经失去活力的传统作战样式得以回光返照，拿破仑的批评忽略了不同时代战术的区别。道恩在托尔高会战中趁着国王绕路包抄时攻击齐滕，这确实并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这一决策并迅速实施的概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概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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