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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军打输了霍图西采会战只是因为夜间行军耽搁了太长时间。成功的夜间行军则为普军带来了霍亨弗里德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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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我们必须承认普军赶在奥军抵达前向萨克森军发起进攻是纯粹的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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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布西茨会战中，奥军本来其实已经打赢了，只是布朗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趁夜撤军，普军这才免于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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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会战时，道恩正在率军与主力会合的途中。战斗过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战场，这支部队就在普军后方7英里（约11千米）的地方。部队有9000人，在这场拉锯战中本来可能对普军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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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伊滕会战中，由于一连串山丘的存在，普鲁士军得以隐蔽迂回至奥地利军左翼，而之前的科林会战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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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恩道夫会战中，一支1.3万人的俄军已经到了战场以北两天路程的地方，本来有机会与俄军大部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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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应该从南侧大迂回俄军的冯·卡尼茨将军（General von Kanitz）纵队成功渡过爱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话，普鲁士原本有可能打赢卡伊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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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腓特烈顺利率全军杀入俄军侧面，但由于地势易守难攻，他只得将优势拱手放弃。地形问题是他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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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高会战中，一切都取决于彼此完全隔离的国王部和齐滕部之间的配合；两军直到最后关头才配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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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着手理解普鲁士国王特殊的了不起之处。读了兰克的《普鲁士史》（Preussische Geschichte），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General Leopold von Gerlach）在1852年的日记（1：791）中写道腓特烈的“战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议，但也有光辉时刻”。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议的战功正是消耗战略的本质，而19世纪的军人已经不能理解消耗战略了。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断语。如果一个人认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歼灭战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错误的轨道；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得出结论并付诸实践的软弱者。只有将他视为消耗战略的信徒，我们才能充分认清腓特烈的伟大之处。如前所见，腓特烈对决战作用的评价与前人和时人并无不同。他完全是消耗战略的心态，但他在军事生涯的顶点非常靠近决战一端，因此有人会认为他是歼灭战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仑的前身。他们以为这是给腓特烈套上了光环，其实对他大为不利。腓特烈的国家和军队中缺少遵行歼灭战略原则的若干必要条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达不到歼灭战略的要求。如果我们认为他信奉歼灭战略，那就没有用适合他的标准去衡量他，于是即使最辉煌时刻的他也会显得渺小而局限。他的晚年生涯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放在正确的框架下，以消耗战略为基础来看待的话，我们会看到勃勃生气与神妙鬼才。如前所见，消耗战略的本质里有一种不可去除的主观成分；要我说，腓特烈的军事行动比世界军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统帅都更具主观性，我相信这样说是合理的。他一再禁止手下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甚至在让多纳伯爵总领对俄作战时以死相威胁（1758年8月2日信）。他相信懦弱的一派总会在军事会议中占据上风。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势不明时也要勇于冒险。军事会议懦弱正是因为太客观。如果可以用艺术来比拟的话，我们会想到十七八世纪是幻想如天马行空、任由主观心理驰骋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时代，古典艺术则局限于客观的格式。就此而论，我们不能说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为“洛可可”一词必然会带有雅致媚俗的味道，那与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这个说法更适用于七年战争期间的法军统帅们。对腓特烈来说，上述比拟只适用于反对一种观点，即他的将道处处尽显严谨章法。这么说吧，他的决策完全出于个人意志，从来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规定。他本来可以不在1757年大举入侵波希米亚，而是取守势，将主动权让给对手。他经常有本可以进攻，结果却没有进攻的情况，9而在罗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他本来也可以不主动出击的。理论上看，拿破仑的决策当然也可以说是这样；但从现实角度出发，拿破仑的决策是被一种内在法则决定的，决策的目标是法则的必然逻辑推论。算计过程中的主观性越强，决断的责任就越重，难度就越大。英雄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决断是理性算计的结果，而视为对命运的、对机会的挑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的决断往往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他真的要通过危险的决断来彰显自己的伟岸，那么他就必须用失败不移志来证明自己。我们比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欧根亲王就会发现，普鲁士国王的统帅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欧根亲王的经历有一定的“黏性”，往往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巅峰；腓特烈则在一年内打了四场胜负交替的大战——布拉格、科林、罗斯巴赫、洛伊滕——而且走出败仗带给他的声誉比打胜仗还要大。毫无疑问，他在布拉格俘虏奥地利全军的企图是用力过猛，在科林向两倍于己的奥军发起进攻的做法也是极为鲁莽。但这种虽败犹胜的仗有着超出军事领域且几乎独立于军事领域的意义，那就是敌方统帅对他的深深敬畏。他明明经常露出破绽，可敌人为什么很少抓住有利机会呢？他们是不敢。他们以为他无所不能。如果说决胜须谨慎确实是两极战略的题中之意的话，这种谨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对手道恩身上已经达到了懦弱的地步，每当他知道自己在与腓特烈本人交手时都是如此。战争不是下棋，而是一场体力、智力、精神力的较量。即便是考察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与法军交战的经历，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位腓特烈思想的门徒比敌人优越的地方只是在战略上更加大胆，愿意承受敌军回避的风险。1759年，斐迪南以6.7万人对10万人；1760年以8.2万人对14万人。决战的规模与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对抗俄奥两国的主战场，但对战双方的区别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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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亲弟弟亨利王子为首，当时有一批人对国王大加批判，因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们说他的战争艺术总是以搏杀为要。吉贝尔认为（1772年）他取胜靠的不是会战，而是行军。10后人则宣称他的天才之处正在于他是同时代唯一一个认清了会战的本质并借此为自己赢得优势的人。其实，国王后来承认同时代批评他的人是对的。他宣称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错的指挥官；他在最后几场战役中放弃了会战原则；他在记述七年战争时说道恩的战法是正确的。我们也已经看到，七年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会战结果决定的。假如腓特烈没有先后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这四场会战，他本来更容易在战争中挺下来。但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见解。这几场仗确实可以不打，它们的缘起确实不是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而是个人判断，是统帅的主观心理。但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决定打这两场仗的统帅看来，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会战也是必须要打的——这是主观的必然性没错，但也是内在的必然性。科林战败后，亨利王子用“法厄同陨落了”这句话来讥讽他。假如普鲁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国王没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么亨利的比拟就是正确的。但因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仅可以冒险驾车环绕太阳，他也必须这样做。假如他不与命运交手，他就不是他了。尽管从客观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后采取的稳健防御战略更有利，但从内在来看，他不可能在发动七年战争时就采取这种战略。其实他在1757年本来考虑过采取守势，但当温特费尔德让他看到攻势有可能取得辉煌胜利时，这般灿烂前景便让他按捺不住了——事实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他，也必须从这个视角去解读对他的种种矛盾评价。同时代的流俗之见只看到他英雄的一面，于是将他封神；同时代的专业人士对他大加鞭挞；后世军事史家无疑感觉时人的鞭挞是荒谬的，却被自己的认知引进错误的范畴，于是得出了无法可解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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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史著的导言中写道，他有时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寻求决战的。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的观点恰恰相反，说必然性迫使国王回避会战。腓特烈百年之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详尽的腓特烈战史，可他们不再能理解他的战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经进行了很久，已经有多卷付梓时才发现整套书的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难道还有比这更惊人的事吗？惊人固然是惊人，这却是事实，甚至并不违反常理。一门艺术的历史观察与实践状况常常会有这样的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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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践者来说，历史研究尽管有价值，但也是危险的，因为历史研究会让许多实践者眼中的绝对律令看起来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为了在行动中有完全笃定的信念，实践者必须有这些绝对律令。只有精神极为强健之人才能综合两者。因此，我想要用布卢门塔尔元帅（Field Marshal Blumenthal）的观点来结束本章。他当然是歼灭战略最坚定的拥趸（1870年时，他从一开始就要求在围攻巴黎的同时大举进攻法国内地），而他有一次表示赞同我对腓特烈战略的看法，还说腓特烈的战略有复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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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四篇 国民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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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革命与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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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打了7年大战，欧洲没有发生国界变化，列强关系也没有变化。列强已经意识到一国不可能击垮另一国。于是，各国努力以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达成协议。第一次瓜分波兰是通过外交谈判进行的，剥夺了属于波兰的西普鲁士、加利西亚和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政局如此，战略和整体交战状况也是如此。如前所见，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就愈发偏向机动战一端。他在七年战争的最后两场战役（1761年战役和1762年战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没有再打会战——尽管他在1762年占据数量优势，1778年兵力与敌方相当。军事理论也是一样，认为完全回避决战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处发展的纯机动战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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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战争艺术的法则与原理》（Regeln und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尔潘·德克里塞（Turpin de Crissé）的一句话：“为将者绝不可让自己陷入不得不战的境地，也不应该打会战，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但如果决心打会战，那就必须怀着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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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上尉蒂尔克（Saxon Captain Tielcke）在1776年讲道，学问不仅改良了风俗，而且“战术越是臻于极致和完善，军官的见识和力量越强，会战乃至战争本身就越少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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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法军、普军、奥军、俄军供职的英国将军劳埃德编写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战争的著作。1780年，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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