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00182 尽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谬，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其中的基本观念，纯粹的机动战略是前一个军事史时期的现实结果。另外，这些倾向于将万事万物体系化的作者们还是创造了几个非常实用、被军事理论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作战线”和“基地”。4这套军事体系连同其提倡者已经失去了灵气，还产生出了萨尔登（Saldern）和陶恩齐恩（Tauentzien）这样的将军，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钟应该走75步还是76步，后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1793年）下令：“梳辫子的人必须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后面。佩剑必须高过臀部。戴假发时必须露出两绺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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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84 据霍耶称，5普军在大革命战争中实现了从3排步兵线列到两排的进步，但在三年战争期间——尽管当时发生了大量战斗——普军连一场真正的会战都没打过。那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新时代的浪潮即将来临，这从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时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就可见一斑，如霍耶的《战争艺术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军制神髓》（Geist des neueren Kriegssystems）是17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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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86 普鲁士大王去世仅仅3年后，法国国内就爆发了大型运动，这场运动将逐渐席卷整个欧洲。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队从王室一边倒向了共和派。革命胜利进而不仅改变了法国军队的品格，战术和战略也依次有了变化，从而将战争艺术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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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88 法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再失败并未彻底动摇军队架构，而且在路易十五时期还取得了吞并洛林的重大对外成就。法国同时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方面要跃升为欧陆霸主；另一方面要与英国争夺美洲和印度的主导权。前者是通过与普鲁士结盟，后者即七年战争，与奥地利结盟。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法军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统兵者也不缺少个人层面的勇气和技艺。但七年战争中指挥法军的廷臣将军们没有能力发动战略所需的大决战。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研究七年战争西线的历次战役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铺垫。6这里讲得并非战役暴露了统治阶级和高层人物的暴虐或渎职。尽管他们满脑子贵族思想，但朝廷和将领还是有足够的雅量将监军总管的重任交给了一位资产阶级文官、旅店老板的儿子杜韦尔内。尽管有人控诉他，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最高层到处都是才智平庸之人，军队指挥也受到权谋私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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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90 法军统帅经历的连番失败侵蚀了士气的脊梁——军纪。事实上，法军从来没有达到普军意义和方法上的军纪。普军那种严苛精准，日复一日，奉行不断的操练在法国是闻所未闻。法军军纪向来只能维持表面秩序，带领部队投入战斗而已。现在军队打完七年战争回国了，光荣没有多少，只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军队中已经剩不下多少权威了。战争大臣圣热尔曼大力重建军纪，仿效普鲁士，用没开刃的刀抽打的惩罚方式代替关禁闭。但军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对。尽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会中的坏分子，但他们也不愿意遭受鞭打；军官则不愿意使用自己不赞同的手段。因为当时法国文学中散发出的人文精神也影响到了法国贵族，不仅士兵军纪废弛，军官中也是如此。重建严格军纪必须要自上而下地贯彻，必须像普鲁士那样对士兵和军官一视同仁。这靠战争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鲁士军队的光辉范例可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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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92 1758年，圣热尔曼写信给监军总管杜韦尔内：“服从是团结人民、建立社会和谐的纽带；没有服从，则万事失序，混乱与灾难接踵而至。”但正如纪律会产生威势，威势也是建立纪律的一个因素。波旁王室已经失去了威势，而随着圣热尔曼强化纪律的努力归于失败，弊病反而更强，激发和强化了反抗的精神。尽管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确实约束了封建贵族固有的桀骜不驯，却并未完全消除之。随着王权衰弱并遭到质疑，反抗精神焕发新生，与民主精神携手共进，甚至将军官都拉到了反抗运动一边。于是，王室在1789年没有可用于镇压群众运动的兵力，公权力随之落入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之手，后者为国家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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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94 根据新宪法，军队维持原有的募兵制。国民议会几乎一致认为义务兵役制是暴政并加以否决。由于宪法基于分权原则，所以军队依然由行政机关掌握，也就是由国王掌握。此举是理论的要求，但理论往往不符合实际。有人说国王担任军队首长对新生的自由极其危险，因此他的行政权被多方限制。他只能任命一部分军官，其余军官由一套复杂的年资加选举的制度产生。除了不得超过1800人的禁卫军以外，国王不得在国民议会会场方圆37英里（约60千米）以内驻军。外国人团要解散。常备军以外要设立另一支武装力量，即名为“国民卫队”的民兵组织。国民卫队不受国王调遣，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长控制。国民卫队的兵力极为庞大，因为所有成年选民名义上都属于这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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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96 但由于舆论反弹，国王无疑会再次掌权，假如没有外战掺和国内运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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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198 尽管有种种政治与民族分野，但针对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欧洲依然算得上一个团结的整体，甚至在法国国境之外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说各国国王联合起来扼杀新生的自由法国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确实企图通过威胁施加压力，保护群聚于边境的流亡者，而且对阿尔萨斯境内德意志领主尚存的封建权利没有报以同情。这一切都被法国民主派拿来作为向弗朗茨皇帝宣战的理由，他们指望着宣战不仅能振奋国民精神，还能实现法国吞并比利时的长久野心。但奥地利得到了普鲁士的帮助，后者放弃了腓特烈的政策，与奥地利联手对抗法国的社会动乱，以为这样能开辟通往权力与征服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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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0 革命让法国军队陷入了无力行动的涣散状态。随着革命的发展，运动初期支持反抗的军官团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部分军官无法适应新观念和新状况，也抛下部队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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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2 法军入侵了几乎不设防的比利时，但刚看到敌人就溃散了，他们以为遭到背叛，还杀死了军官。在奥军和普军抵达前，法国有3个多月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征召的国民卫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正规军，但这些民兵营大多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法军还是顶住了。不伦瑞克公爵统领的普军加上辅助部队有8.2万人；奥地利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在比利时的兵力还很薄弱，只有4万人左右。但普奥两国入侵的预期是大批法国民众忠于王室，会将德意志部队当作解放者欢迎。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幻想。普军夺取隆维（Longwy）和凡尔登（Verdun）后，法军统帅迪穆里埃在阿尔贡地区（Argonne）后面布置防御阵地，甚至被普军团团包围也坚守不退。迪穆里埃有6万人，普军第一天有3万人，第二天有4.6万人，余部用来防备身后尚未夺取的法军要塞[色当（Sedan）、蒂永维尔（Diedenhofen）和梅斯（Metz）]。普军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背对敌境的情况下冒险打会战，一旦战败就会被歼灭。而且即便打赢了，考虑民众的敌对心理，普军也不可能向巴黎推进。当然，法军没有进攻的能力，但他们人数更多，还有大批火炮。迪穆里埃明察局势，表现出了值得高度赞扬的果断，决定严守不动。双方进行了一轮死伤合计不超过200人的火炮对射后（1792年9月20日），普军决定放弃进攻，终于决定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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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4 换作腓特烈，他会在瓦尔米（Valmy）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和托尔高的大胆进攻，那么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想到他总是告诫不要深入敌境太远——他称之为“尖端”——而从波希米亚推进到布德韦斯对他来说已经算是“尖端”，再加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威胁维也纳，那么回答时可能就会有所犹疑，不会将普军退兵的决策归因于并无事实依据可言的主观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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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6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问：这一决策，或者说犹豫不决的基础真的是扭曲的理论，也就是不流血战争的观念吗？这种观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不能视为决定性因素。关键点是普军意识到反抗的强度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指望法国人民支持，结果泡了汤，而且入侵军队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进军巴黎这样的宏大行动，就连腓特烈也会是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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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8 入侵失败了。法国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资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旧王军的残余，特别是他们的物质资源——要塞和火炮。尽管旧王军因为革命而陷入混乱，实力削弱，而少数志愿兵和辅助兵编成的营只是杯水车薪，但普奥联军的攻势也远远弱于当年欧根与马尔伯勒合起来的力量。因此，1792年战役的战略结局是双方实力的自然结果，不应批判苛责或发个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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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13 战争艺术史 [:1700085878]

1700100214 战争艺术史 2　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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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16 直到入侵已经被击退，法国才逐渐形成基于新政治理念和新状况的新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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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18 首先，之前已经有志愿兵营加强传统的佣兵军队。他们在击退侵略军的战斗中表现不佳。但普军撤退后，杜穆里埃在比利时转向奥军时已经接收了大批志愿兵援军，以至于他在蒙斯附近的热马普（Jemappes）能够以3倍优势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万名的奥军士兵（1792年11月6日）。但法军顶着火力推进时非常凌乱，一开始还被奥军击退，但他们的兵力优势太大，奥军无力利用战果。奥军最后撤出战场，不得不将整个比利时都丢给了法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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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0 反击在4个月后到来了。1793年3月18日，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击败，退回了边界。但与此同时，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决定将志愿招兵改为强制征兵，首批征召30万人。兵员由各地自选或抽签决定。因此，这部法律很接近义务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国人民的反对并遭到否决。国王被处死时，旺代（Vendée）风平浪静。但现在农家子弟要为反宗教的共和国打仗，于是整个乡村都起来举事了，外省大城里昂、马赛、波尔多闻风而动，83省中有60个随之而起。只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战区对国民公会保持忠诚。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皮埃蒙特、西班牙军队自外犯境的同时，一场残酷到骇人听闻的内战席卷了法国腹地。尽管如此，因为对手内部不和，共和国顶住了外敌；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愿兵组成的民主化军队依然效忠，共和国打赢了内战。春季四处招兵之后，法国在夏季顺利推行了理论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全体18岁至25岁的未婚适役男子均应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于是，据欧马勒公爵估计，法军战斗员数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长到了——当然，肯定没有传闻中说的百万大军——77万人，其中约有50万部队对付外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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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2 这让法军具有了远超旧列强佣兵军队的兵力优势。法军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会战（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会战（Wattignies）都占据数量优势，分别是5万对1.5万和4.5万对1.8万。但他们没能赢得真正的优势，因为实施恐怖政策的政府无力维持人群秩序。9000名旧军官中有三分之二（约6000人）离开了军队；只有3名将军——屈斯蒂纳（Custine）、博阿尔内（Beauharnais）和比龙（Biron）——留了下来，而且都上了断头台。因此，法军必须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军官队伍。国民公会长期对旧王军满怀疑窦，所以不愿意放弃独立的志愿兵营，为建立新军官团平添了困难。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纳将军按照当时的惯例威胁要枪毙逃兵、哗变者和煽动者时遭到了战争部长布绍特（Bouchotte）的批评，因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惧来保障，而要通过同胞兄弟之间的信任来达成。屈斯蒂纳答道，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不会把一个傻瓜奉为神灵，哪怕那个人是部长。于是，屈斯蒂纳就上了断头台。不过，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征辟为战争部长的卡诺（Carnot）议员整合了旧式线列步兵团与志愿兵营，重建了一支堪用的军官团，而且成功对无序、浪费、贪污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完全无用的兵员再次被遣散。在开战后的第三年（1794年），战争本身让法国形成了一套新的军事体系。在其过渡时期种种对立的特征和现象同时存在。埃利将军（General Elie）曾说，新编营上战场时高喊着“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必胜”，但子弹刚飞过来，口号就成了“我们输啦”，敌军进攻时又成了“自己逃命吧”。掌管战争部后，卡诺不得不将2.3万名军官解职，因为留在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当官去的，不想当兵。但另一方面，革命军在少数指挥得力的情况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样，土伦围城战就是一个例子，围城军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军（General Dugommier），国民公会派来的政委是愤世嫉俗但勇猛积极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3旺代内战的情况非常类似，举事的农民军和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都一样。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General von Boguslawski）写过一本很好的相关著作（柏林，1894年），书中全面可靠地介绍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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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4 随着战争的拉长，法军的弱点逐渐被克服，稳定的编制重新出现，但这些单位还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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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6 1796年，时任中尉，后升任将军的萨克森军人蒂尔曼（Thie-lmann）就从大革命战争前线写信给国内说道：“正在与我们交战的大国很快就会为我们规定战争的法则，掌握和平的进程了。我们对这个国家唯有钦佩而已。我昨天俘虏了一名骠骑兵军官，他举止高贵，我们中间恐怕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41808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德意志士兵比法国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国人更守道德，因为荣誉原则对法国人的影响要比对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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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8 新军的民主化还带来了一项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军官的要求降低了。辎重队的规模得以大幅缩减，因为军官现在只允许携带必要的行李。毫无疑问，文献中对下至中尉的旧军官带上战场的细软有所夸大，但当官兵差距缩小时，军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一名普鲁士中尉配一匹坐骑和一匹驮马，5上尉有3匹到5匹驮马，而且部队后面跟着一大堆超编车辆是常有的事。当然，普鲁士有人说法国军官用不着那么多器物，因为法国军官的社会阶层其实与士官无异，而普鲁士军官可是贵族，如果与普通士兵等量齐观，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杀，跌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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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0 不仅是军官，法国士兵在保卫祖国时也必须忍受传统佣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军队取消了帐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个普鲁士步兵团后面都会跟着至少60匹运帐篷的驮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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