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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说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后的战略方案在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上似乎没有减弱，这一点我们或可赞同。至于不减反增之说，其依据似乎是进军圣彼得堡的计划，那看起来当然是超越了国王之前的一切方案。腓特烈之前连威胁圣彼得堡都不曾认真考虑过，但圣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可以用水陆并进的计划来解释，他在《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一文中有过评述。腓特烈在文中详尽阐述了瑞典国王败于不向圣彼得堡进军，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进。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交通线，无法供给口粮物资，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抛弃了基地。因为腓特烈对俄作战的预设是引奥地利和某个海权国家为盟友，所以进军圣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属于传统思路。可以这样说，水陆并进就是把基地带在自己身边。击败或迫降俄国没有别的办法。当腓特烈一度幻想结成反俄大同盟时，出于他本人的战略观念，他必然不会进入俄国内地。因此，目标就只剩下了圣彼得堡，就连那也需要有船队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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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一文错在这句话：“国王……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从前后文来看，作者对“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两个词的理解不正确。腓特烈偏爱宏大方案是众所周知的事，这是他奉行终生的原则。他对自己说，即便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会缩水，可宏大计划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赢了。然而，宏大计划本身就等于歼灭战略吗？难道消耗战略下就没有宏大计划吗？如果说制订了宏大计划就表明践行了歼灭战略，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和欧根便都信奉歼灭战略。论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慕尼黑、1704年马尔伯勒自尼德兰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欧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杰河北上都灵都不亚于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动。因此，如果关键点在于规模大小的话，那么两种战略的区别就只在于统帅的高低优劣。但是，欣策对统帅优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承认奉行消耗战略的统帅并不更低劣，而且由于这种战略的两面性，它从主观角度看往往要比歼灭战略更难操作。因此，区别不在于规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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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对欣策所说的“宏大计划”的客观内容做一检验，以便考察这些计划是否属于歼灭战略的范畴。他告诉我们，国王在《政治遗嘱》中建议“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听起来像是歼灭战。但他紧接着又说只是“进抵维也纳近郊”。这显然不再是“歼灭”了。暂且不考虑维也纳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进抵维也纳近郊的不是正规军，而只是巡逻队，因此不可能对奥地利都城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还有一个事实要考虑：在同一份《政治遗嘱》中还有本书前文详尽复述过的内容，即腓特烈强烈反对会战，不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张开战。因此，国王试图派兵去维也纳近郊不是为了战斗。23如果一场歼灭战役是这副模样，那么我们对“歼灭”的理解显然就要完全改观了。按照我对“歼灭”的理解，腓特烈要这样写才对：“我们不应满足于威胁维也纳，而要渡过多瑙河，夺取维也纳；我军应进攻并击败试图守城的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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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沿袭诺代和科泽（Koser）的说法，将腓特烈经摩拉维亚威胁维也纳，以此击败奥地利的方案称作腓特烈“惯用的战略观念”，这间接表明按照正确的理解，该方案属于消耗战略的范畴。此说本身值得商榷。但如果同意这一说法，那么“惯用的战略观念”显然只能从消耗战略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歼灭战略设想的目标永远是敌军；一定要找到并击败敌军。因此，在歼灭战略下制定方案的人会问：“哪里能找到敌军？”但腓特烈问的是一个地理问题：“两个备选省份中哪一个为入侵和作战带来了更好、更有利的机会？”腓特烈的“惯用观念”的关键点在于，他认为入侵摩拉维亚比入侵波希米亚有一定的优势。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戴上“惯用观念”的大帽子是言过其实了。腓特烈是随机应变，其实入侵波希米亚的频率比入侵摩拉维亚还高得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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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完整地看一看作为欣策论点基础的《政治遗嘱》原文（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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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经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萨克森，再从那里沿易北河派一军进入波希米亚。我们必须在西里西亚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兰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师，从赫卢钦（Hultschin）地区突入摩拉维亚。如有盟军协同行动，我军可以在下一次战役中越过多瑙河。或者是土耳其派军进入匈牙利，或者是3万俄军进至普雷斯堡与布达之间的多瑙河河段，两者必居其一。这意味着要夺取波希米亚，然后用它交换一个离我国边境更近的选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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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即便国王在预设与俄国和土耳其结盟的情况下打算进抵多瑙河——那也只是下一次战役。这算得上是歼灭战略吗？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区域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教训。他没有分兵两路，一路去波希米亚，一路去摩拉维亚，而是尽快集合全部兵力打决战。他没有在第一年率领普军到多瑙河畔扎营过冬，第二年再继续开战，而是孤注一掷，坚持把一场战役打到底，直到敌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条款。这才是歼灭战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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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雅恩对这一计划——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订了几乎相同的计划——的判断比欣策更正确，他认为那不过是推演而已（《军学史》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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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这样能够迫使波希米亚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然后用波希米亚换取萨克森。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欣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将普鲁士、俄国、土耳其三国结盟，以占有萨克森为最终目标的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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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的观点当然并非直接构成矛盾，但仍然是将腓特烈的面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一个是只打防御战的和平政治家，一个是尽管资源有限，却敢于挑战强大对手的狂想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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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论述中的下列错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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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时，腓特烈本无意入侵摩拉维亚，只是经温特费尔德和什未林劝说才改变了看法。他最初计划在萨克森取守势，直到他在萨克森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中击败了奥军，他才按照两位将军的观点进军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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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进军波希米亚时绝没有以“在布拉格城下决战”为目标。诚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是这样说的，我也乐于承认相比于时人留下的、与事件同时期的证据，我们不应该忽略事后的回忆反思。但就目前的问题而言，事后回忆并没有填补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仅与文献证据截然相悖，甚至与作者本人5年前的专著《七年战争史》中的个人回忆不完全一致。因此，1768年的这份文献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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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758年辎重被劫毁掉了国王计划一说，我也必须提出质疑。辎重被劫时，道恩已经成功解救了东侧的奥尔米茨，于是即便辎重顺利抵达，国王的计划也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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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1778年战役中国王亲率的部队为何没有在另一半军队还在波希米亚时转进摩拉维亚，原因毕竟不只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对，更是常理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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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接下来说：“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确实是两者兼备。但前文已经充分说明，弗朗茨皇帝、俄国大臣会议、道恩元帅、苏比斯将军必然也是两者兼备。苏比斯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包抄普军，以及道恩在莱格尼茨（Liegnitz）将普军团团围住并一举歼灭的“构想”不逊色于腓特烈的任何实际成就。但如果欣策拒绝因此就认为道恩和苏比斯属于歼灭战略一派，他便承认了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观点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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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更进一步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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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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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忽略“来回波动”一语中的谴责意味，我们可以说欣策的这段完全正确、与我观点完全一致的话将腓特烈放到了两极战略，也就是消耗战略一类下。可他之前为什么要说他奉行歼灭战略呢？我们不能假定欣策这样的学者会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要解释也很简单，那就是他对“消耗战略”和“歼灭战略”的用法完全不同于我对这两个词的阐明和用法。如此一来，误解当然会接踵而至。科泽对这两个词的用法本来是一样的，却没有明说，也没有向读者说明，以至于他所用的含义好像跟我不同似的。凡是将“消耗战略”理解为作战疲乏无力，而将“歼灭战略”理解为作战机智大胆的人看到我将腓特烈归入消耗战略，都免不了一阵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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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的最后一句话也要专门提一提。他给出的腓特烈无法奉行歼灭战略的原因极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遗漏了重点。在腓特烈的最后一场战役与拿破仑的第一场战役之间的18年里，“农业、路况、后勤能力”方面的进步没有巨大到让一种全然不同的战略成为可能的地步。当然，欣策也只是说“﹝对腓特烈来说，﹞难度要比拿破仑时更大”。如果只是“难度更大”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说：“困难是用来克服的。”而且欣策的表述还是可以解读为谴责。但在现实中根本不是“难度”的问题，压根就是不可能。为了正确评判腓特烈，一切都取决于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欣策不明白，于是这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作者本来称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是为了颂扬他，结果却显得他是一位受制于种种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这让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讥讽之语，即如果我们要认为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话，那么腓特烈就是一位“战略拙劣”之人。针对这样的讥讽，腓特烈已经给自己解了围，他说起伏尔泰时打趣道自己只按照荷马和维吉尔的诗句打仗。伏尔泰却称颂查理十二，说他（依据歼灭战略的原则）马不停蹄地追击逃跑的俄军，从一场会战赶往另一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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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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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军制首次与法国新军制交锋是在瓦尔米，之后战争又持续了两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军制当时仍然具有优势。1795年春，普鲁士出于政治因素，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了战争，但军事上并未被击败。11年后普鲁士再次与法国交手时，法国人已经被锻炼成了拿破仑的战士，普鲁士一触即溃。如果我们像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一样说普鲁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尽管普鲁士人对祖上荣光感到自豪，但批判与革新运动也相当活跃，新旧之争早在危机爆发前就非常激烈。甚至在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术创新的时候，时任汉诺威军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前的对法战争在几点上会颠覆现行战术体系。”临近世纪末（1797年），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阐发“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战局都由法国散兵所决定”，他还提议完善德意志诸邦军队中仍然盛行的战术。1他希望将新旧战术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抛弃步兵线列或步兵彻底散兵化是绝不可为的，但他提议让第三排当散兵。2第三排在齐射中肯定是用处不大，而且步兵阵形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已经转向两排了。但作为一般原则来实施的话，两排阵会导致正面过宽，无法控御，线列太薄，难免危险。现在，通过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转化为散兵，严整密集的传统正面保留了下来，能够发挥其优势。但散兵又能绕过营的侧面前出加强整体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线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紧急状况时也可以回归原位，巩固正面强度。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齐射和后期冲锋，甚至不想教前两排士兵精准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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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军服役时，他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当然，身为将军的霍恩洛尔领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确实将第三排散兵战术引入了西里西亚团（1803年），他日后在耶拿会战中指挥的就是这些团。但冯·默伦多夫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开火时瞄准；士兵应“水平持枪，保持头部竖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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