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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国防部第一厅：《现役军官资绩簿》1—4册（编者印行，1947）收录资料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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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黄埔者极少，且出身黄埔的比例乃是随着阶级高低成反比。至1947年，将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其比例也是随着阶级的高低而成反比，少将出身黄埔者已占多数（出身陆大及外国军校者，也多系黄埔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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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保定者颇多，约和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相当；出身保定的将官，以中将和少将较多，上将则较少，原因或许是保定军校成立较晚之故。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保定者，已有显著减少，少将出身保定者尤少，原因为保定军校已于1923年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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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将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是战前或战后，比例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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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将官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在战前约和出身保定者相差无几，上将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尤多。至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已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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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系抗战时期将官出身背景的一般趋势。以下拟再就陆军重要军职人员（战前的各路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和战时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正副长官、军长、师长）的出身背景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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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3、1-4，可以发现以下几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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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战前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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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编者印行，1984，第675—695页）《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分：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研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编者印行，1991）二文所附名单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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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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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230. 作者所根据的资料为《陆军军官佐资绩簿》（1944），其中军、师长无一人系留学归国者，统计数字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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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极少，各路军总司令中无一人系黄埔毕业，军长、师长中也只有约十分之一是出身黄埔。至抗战后期，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虽然仍只有一人系黄埔毕业，但是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以下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且职务越低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团军正、副司令有33％毕业于黄埔，军长和师长中则各有36%和42%出身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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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保定者颇多，且职务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军总司令中出身保定者占三分之二，军长中出身保定者占35%，师长中出身保定者占20%，至抗战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有50%出身保定，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38%；至军长阶层则只有33%，比不上出身黄埔的多；至师长阶层，更只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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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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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在三分之一以上，显示战时重要军职人员素质的提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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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员素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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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对于抗战前后陆军一般将领及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项趋势及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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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战期间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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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2]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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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和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3]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说来仍较其他将领更为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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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国军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 100人，分布状况如下：1. 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 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 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约3—5人，每一军司令部约3—5人，每一师司令部约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4]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5]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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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7]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五十岁以上。[8]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