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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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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230. 作者所根据的资料为《陆军军官佐资绩簿》（1944），其中军、师长无一人系留学归国者，统计数字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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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极少，各路军总司令中无一人系黄埔毕业，军长、师长中也只有约十分之一是出身黄埔。至抗战后期，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虽然仍只有一人系黄埔毕业，但是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以下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且职务越低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团军正、副司令有33％毕业于黄埔，军长和师长中则各有36%和42%出身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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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保定者颇多，且职务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军总司令中出身保定者占三分之二，军长中出身保定者占35%，师长中出身保定者占20%，至抗战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有50%出身保定，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38%；至军长阶层则只有33%，比不上出身黄埔的多；至师长阶层，更只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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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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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在三分之一以上，显示战时重要军职人员素质的提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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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员素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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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对于抗战前后陆军一般将领及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项趋势及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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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战期间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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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2]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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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和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3]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说来仍较其他将领更为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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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国军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 100人，分布状况如下：1. 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 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 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约3—5人，每一军司令部约3—5人，每一师司令部约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4]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5]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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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7]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五十岁以上。[8]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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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俄国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俄国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俄国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国军的高级军官被迫以二十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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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素质即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委员长文中即曾表示国军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10]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对于中国较具同情之心，但是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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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士坦率的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6年4月，他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中即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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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就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且不谈私的生活，你们试一检查自己司令部的内容和业务，就可以知道实在是空虚而泄沓。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宠大散漫，办事没有科学的精神，不知用科学的方法，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对于部下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训练和考核，以致人浮于事而事无责成。尤其是命令下达的时候，可以说根本没有监督他实行。所以部下对于命令是否明了，已否执行，完全不理。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认真实在，那就无怪乎我们军队有名无实，内容空虚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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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13]一般国军将领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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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两项因素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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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及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他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俱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至于无暇致力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系对此而发；盟军所作“中国军官地位愈高能力愈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15]论者以为，如想排除军队及军官的分外责任，使其专心于部队的训练及本身学术、技能的充实，应在以下各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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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队任务方面：实施军民分治，部队长不干涉地方政治及民众事务；确立保安制度，由警察及保安部队负责地方保安，军队专行训练，而不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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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事制度方面：军官缺员应迅速补充，避免产生干部不足的现象；提高军士待遇，以健全军士阶级；改善兵役，防止逃兵；充实人事职员的权责及业务，使主官除考绩外，无人事烦恼，更不容随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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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理制度方面：凡粮饷、被服、阵营等事务，军需人员应切实负起权责，无须军官分心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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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准；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品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