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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战期间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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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2]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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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和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3]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说来仍较其他将领更为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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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国军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 100人，分布状况如下：1. 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 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 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约3—5人，每一军司令部约3—5人，每一师司令部约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4]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5]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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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7]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五十岁以上。[8]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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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俄国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俄国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俄国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国军的高级军官被迫以二十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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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素质即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委员长文中即曾表示国军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10]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对于中国较具同情之心，但是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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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士坦率的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6年4月，他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中即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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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就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且不谈私的生活，你们试一检查自己司令部的内容和业务，就可以知道实在是空虚而泄沓。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宠大散漫，办事没有科学的精神，不知用科学的方法，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对于部下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训练和考核，以致人浮于事而事无责成。尤其是命令下达的时候，可以说根本没有监督他实行。所以部下对于命令是否明了，已否执行，完全不理。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认真实在，那就无怪乎我们军队有名无实，内容空虚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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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13]一般国军将领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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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两项因素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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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及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他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俱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至于无暇致力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系对此而发；盟军所作“中国军官地位愈高能力愈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15]论者以为，如想排除军队及军官的分外责任，使其专心于部队的训练及本身学术、技能的充实，应在以下各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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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队任务方面：实施军民分治，部队长不干涉地方政治及民众事务；确立保安制度，由警察及保安部队负责地方保安，军队专行训练，而不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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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事制度方面：军官缺员应迅速补充，避免产生干部不足的现象；提高军士待遇，以健全军士阶级；改善兵役，防止逃兵；充实人事职员的权责及业务，使主官除考绩外，无人事烦恼，更不容随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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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理制度方面：凡粮饷、被服、阵营等事务，军需人员应切实负起权责，无须军官分心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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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准；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品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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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将帅如需亲自处理细务，不仅是不胜其烦，而且心力分散，对于部队的监督，势必难期周密，故在将帅身边设有幕僚组织。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至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 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17]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减为三分之一强。[18]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19]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委员长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20]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21]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22]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甚至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23]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24]素质较国军为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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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国人士对于国军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26]委员长对国军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军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27]可惜这些将领并非全获重用，后来又彼此倾轧，[28]以至于未能建立起国军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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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中下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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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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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信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营，官佐共136 000余员，士兵1 893 000余人，合计2 029 000余人。[29]当抗战爆发之初，国军部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0 000人，[30]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五分之三，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31]几达10 000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了10%，[32]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 000人。[33]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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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0 000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 577人、行伍军官84 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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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身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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