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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准；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品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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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将帅如需亲自处理细务，不仅是不胜其烦，而且心力分散，对于部队的监督，势必难期周密，故在将帅身边设有幕僚组织。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至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 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17]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减为三分之一强。[18]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19]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委员长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20]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21]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22]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甚至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23]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24]素质较国军为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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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国人士对于国军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26]委员长对国军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军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27]可惜这些将领并非全获重用，后来又彼此倾轧，[28]以至于未能建立起国军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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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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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中下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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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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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信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营，官佐共136 000余员，士兵1 893 000余人，合计2 029 000余人。[29]当抗战爆发之初，国军部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0 000人，[30]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五分之三，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31]几达10 000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了10%，[32]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 000人。[33]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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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0 000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 577人、行伍军官84 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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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身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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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国军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据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两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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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报告，[36]其中收录于表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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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陆军军官阶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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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ng. January 28，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V，pp.5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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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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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1-5。各项百分比系经笔者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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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6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系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以前，仍有参考的价值”[37]。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 474），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38]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资料的正确性，应是相当的高。此外，根据表1-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1-6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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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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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务绩效，不过也透露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于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作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于各兵科却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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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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