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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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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务绩效，不过也透露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于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作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于各兵科却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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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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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指其他非中央军、各分校及各兵科学校出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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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总务厅编《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编者印行，1945，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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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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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件资料，虽然均存有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之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表1-6、1-7作一比较，再佐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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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1-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39]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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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擅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较为缺乏，[40]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41]加以知识水准较低（根据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42]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43]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系黄埔出身，但是并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的各级指挥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军校学生约占三分之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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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1-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45]至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中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 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后即可发现，上校中出身保定者占34%（203人），出身黄埔者占4%（74人）；中校中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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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民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47]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 731人。[49]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剧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准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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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1-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的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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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向为国军的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80%以上，值得作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有步兵上校1 105人、步兵中校2 159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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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1-7所示，1944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则增至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20%左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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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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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143—259、317—544页）所列的资料计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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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军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装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出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其次为云南、四川等其他的省军。[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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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的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53]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54]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直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55]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均为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运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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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各部队素质和装备的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中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十分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熟知，即使是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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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教育品质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与配备，但是学生毕业后到了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58]。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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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分内以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的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的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得兼管各项杂务，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需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59]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即曾有以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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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