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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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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军界人士指出，抗战中各大、小战役，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为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山野炮的射程之外；集团军总部通常设于距火线19—20华里处；至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则通常设于距战场200—300华里的重要城镇。参阅1993年1月7日胡静如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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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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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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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4，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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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39页；朱浤源、张瑞德访问，潘光哲、蔡说丽纪录：《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稿本）。关于日本将领的优缺点，另可参阅Alvin D.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pp.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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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蒋介石：《委座手谕》，《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未注出版时间，第15页；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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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八年度最高幕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明出版时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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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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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档号769/2220，第14—1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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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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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208页。蒋委员长对于俄国顾问的批评，曾指示“应该切实接受，应该如何积极反省与改革。以后我们对于团以上司令部的人事与业务，特别要加强、要整顿，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以及指挥所演习与勤务演习，一定耍切实注重。尤其是陆大，格外要注重实兵指挥演习。这一点，希望军令部与军训部以后要特别注意，督促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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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特别班者所占比例为：1939年9月为12.1%，1940年12月为10.6%，1944年9月为19.0%。参阅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令部档案；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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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三科主管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人员名册》（毛笔原件），档号769/280，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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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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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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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蒋介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比较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大家看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参阅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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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美国总统罗斯福即曾批评史迪威“明显地痛恨中国人”。史迪威在所提于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中，有一项建议是要将国军营长以上军官撤换，改以美人担任，并派联络官控制中国军队，一如美军在加勒比海国家训练殖民地军队所用的办法。参阅Luo Rongqu, “China and East Asia in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1931-1949,”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89, 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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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1947，第137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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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陈诚和何应钦的不和，即为最著名的例子。参阅方靖：《追随陈诚二十年》，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50—52页；Donald G.Gillin.“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4（August 1970）, pp.844-847；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4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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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分（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编者印行，1992，第466页。关于抗战前陆军兵力的统计，还可参阅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未注出版地点，1946，第2—3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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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laire L.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G.P.Putnam Sons, 1949,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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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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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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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白崇禧：《五年来军训重要设施之检讨》，《军事杂志》第149期，1943年6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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