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15540
1700115541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抗战爆发后，第十七集团军（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呈准于陕西凤翔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胡甚至建立起七分校干部与其部队队职交流的惯例。如成绩优良的副师长或团长级军官，调任总队长一期，即可调任师长，并可遴选部分优秀毕业学生至师中任基层带兵官；大队长一任期满可调团长，队长可调营长，依此类推，中尉区队长及少尉区队附也可调上尉连长及中尉排长。胡以为军校学生毕业后，即为部队基干，部队带兵官如能先在学校中训练学生，与学生有了师生关系，日后共事，较易领导。[20]又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也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21]
1700115542
1700115543
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穿一“学系”之争。[22]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是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23]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1700115544
1700115545
第三，旧属：吾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凡是想投效陈诚的军人，每多设法进入十八军，而十八军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来者需降一级任用，出去后则需升一级任用。因此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集团在国军中的地位。[24]一般部队中不少主官一经调动，其部属也随之前往，甚至吸引他处旧部前来投靠。如1943年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日本士官毕业）调任九十七军军长，负责警备重庆。九十七军由一六六师及一九六师编成，一六六师系河南保安队改编，一九六师系由胡宗南集团调来，师长王之宇、袁筱青，均系黄埔第一期毕业。李明灏上任后，带来许多过去二分校的干部，军部及各师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意见十分庞杂，尤其在人事上，二分校来的干部与原有的干部不睦，军、师倾轧日甚，军心涣散。参谋总长何应钦鉴于此种情形，为整饬九十七军，乃签准委员长，由第十军军长陈素农和李明灏职务对调。[25]又如1947年，陆军第二十旅扩编为一九六战略预备师，师长葛先才曾以指挥衡阳会战立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号召力强，旧属纷纷来归，连以前的马夫也当上了上尉副官，形成人事上的一大派系。[26]
1700115546
1700115547
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主要的来源即为同乡。如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系用人虽较广，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省；而南方军系则地域观念极重，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干部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县，如抗战前的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为山西五台人），湘系军人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27]这些形容词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仍然反映出部分的实情。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沈光汉、区寿年和谭启秀）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师、团、营、连长中，也占了不少，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28]
1700115548
1700115549
更极端的例子是战前湖南李云杰的部队。李为湖南嘉禾人，保定军校毕业，1928年即已担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所部官兵清一色为嘉禾人，各级官长多李姓人士，只有参谋黄某系外县籍。士兵平日上操喊口令，以及官长讲话，全用家乡土话，外县人不知所云，可说是不折不扣的子弟兵。李平日克扣士兵的薪饷，且不讳言，但说是作为应酬活动费，将来师长若是升了军长乃至总司令，水涨船高，大家均可依次升迁，岂不更好？如此一说，士兵们即心甘情愿了。李于1929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入江西参加“剿共”，次年北上加入讨伐阎、冯之役，以其部队能打硬仗，颇为最高统帅所嘉许。当该师在河南境内作战时，师部对前线传达命令，仅使用临时架设的长途电话，敌人虽可窃听，但是官兵尽说家乡土话，敌人听到也莫名其妙。李云杰由于战绩不错，中原大战结束后，被擢升为第二十七军军长，然部队始终未扩编，原因是家乡子弟兵不易招募足额（嘉禾全县人口仅有十余万人），外面的散兵游勇不敢收纳，由中央另拨部队以成军，又怕掌握不住而影响自己前程，乃甘愿空负军长头衔。[29]
1700115550
1700115551
抗战时期，地方部队中仍有一些地域观念极为浓厚，如驻扎于江西的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是由云南派出支援中央抗战的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均为云南人，对于外省人士，十分排斥，尤其对于中央派去的人员，更是歧视冷淡，以至于即使是黄埔出身的滇籍毕业生，也不愿前往服务。[30]
1700115552
1700115553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人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而身兼一种以上身份的人，往往又更易优先获用。一般说来，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学、学生的情形较多；而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且是由内而外，存在着清楚的“差序格局”，西北马家军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700115554
1700115555
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即甘肃人，姓马，回族，特别是河州籍的人最吃得开。根据近人的研究，马鸿逵手下的军官中，回族并未占多数，但是高级军官（从军长到团长），则几乎全为来自河州的回族。[31]后来因为部队不断扩大，过去跟随他的部属，稍有能力者均已提升为高级军官，于是教导团（马氏于1930年创设，1934年停办）的毕业生便应运而起，补充为中、下级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虽非“甘、马、回、河”，但毕竟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比中央派来的军校学生要来得可靠。[32]
1700115556
1700115557
在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中，军官的来源和使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凡是属于马步芳家族亲属或具有一定地域、历史及宗教关系者，方能分别充任各级干部。如1943年，马步芳所部陆军第八十二军，与其兄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任总司令，马步青任副总司令，第八十二军军长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升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后由马步青之婿马呈祥升任。[33]至于其他师长以上的重要干部，如马彪、马驯、马騄、马元海、马德、马步康、马步銮、马步勋、马全义、马振武、马璋等，有的是堂叔、堂兄弟，有的是姻兄弟或甥婿；又如韩起功、韩有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均属于临夏、循化、化隆和信仰伊斯兰教新兴教派者；再如刘呈德、赵遂、郭全梁等，虽出身汉族，但是籍隶循化或化隆。金耀星原籍榆中，但他和刘呈德、赵遂、郭全梁一样，和马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有的中级军官（营、团长）也是不出上项范围，汉族出身者寥寥无几。下级军官人数较多，来源较为复杂，但仍以籍隶化隆、循化两县者为主，少数例外，则为曾在战争中效过死力而后被提拔者。在后一阶段，马部军官大体上仍是要经过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是从昆仑中学出身者，才能担任基层骨干，其他人员仍不被重用。马步芳曾一度吸收中、小学毕业生担任各团、营的军需、书记，以解决实际困难，但是用人行政始终保持非自己人不用，非亲属不能当高级指挥官，排外色彩极为浓厚。[34]
1700115558
1700115559
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则是以山西学兵团和他培训出来的山西北方军校毕业生为中坚，以其创办的天津政治训练所、军官教育班、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学生队，和以后绥远干部训练所毕业的各期学生作基础，辅以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再吸收外来干部以扩大其军事力量。[35]
1700115560
1700115561
由子弟兵组成的部队，由于成员之间非亲即故，家世都很清楚，因此易于沟通和管理，士兵逃亡的现象较少发生，而且凝聚力强，[36]战力也因此而较高，清代的湘军、淮军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军、两广军，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用人重血缘、地缘关系的部队，其干部素质每愈低，[37]且常会产生人亡政息的现象。至于中央军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如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好用保定及陆大出身者（中、下级军官则绝大多数出身黄埔），[38]胡宗南则好用“黄、陆、浙、一”，即黄埔、陆大出身及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在胡的部队中，排、连长大多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任教育长）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也以黄埔一至三期出身者为主），且大半曾进过陆大的将官班或特别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39]不过一般说来，中央部队较地方部队更为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因此人才的来源较广，如陈诚甚至声称决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尚。在他的部队中，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均可介绍人来工作。即使是职位低的干部介绍职位高的进来也无妨。结果十八军由于干部的来源宽广，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质量也较高。[40]有些中央军的部队，虽然用了许多亲戚、同乡，但是均任以虚职（如师附、高参、附员等）或参谋职，对战力的影响不大。[41]
1700115562
1700115563
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任用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42]于是人事行政部门又倡议恢复科举时代的保举连坐法，以杜浮滥。例如政治部自1944年成立人事处后，确定中、下级干部的储备办法和甄选标准，其来源分为四途：（1）由本部自行甄选。（2）由各中间机关及本部直属各级单位，于每年三、九两月，就所属人员中甄选。（3）由各方介绍。（4）本部所属各级人员得按级申请。同时在储备办法中规定，凡各级干部在任期内如发生重大的违法事件，及有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情事发生，保荐人及介绍人得负连带责任。[43]此种保举连坐法是否曾认真执行，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1700115564
1700115565
各机关或部队的成员，常会由于出身或来历的不同而形成派系，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在升迁看主官、职位无保障的环境下，派系的存在，或许可以刺激非“主流派”成员的工作意愿，[44]但是外界和“主流派”无关系的人才，即每遭排斥，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形在高层人事中尤为明显。
1700115566
1700115567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45]部队的改编，是造成人事大幅异动的另一项重要原因。一些被削职低调，甚至无职赋闲的人，每多自动离职，另寻高就。[46]抗战胜利后，军队缩编复员，至1946年底止，共计复员军官佐约240 000人（其中编余军官约160 000余人，失业军官约70 000余人），分由各军官总队、大队收训。复员军官佐的安置办法，概分为留用、转业和退役三种，优秀者留用，老弱者退役，其余转业。原定留用20 000人，转业150 000人，退役15 000人，但是由于时局影响，转业困难，结果实际安置人数，留用者由20 000人增至约70 000人，转业者由150 000人减至50 000余人，退役者由15 000人增至100 000余人。[47]
1700115568
1700115569
1700115570
1700115571
1700115573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升迁调补
1700115574
1700115575
（一）升迁
1700115576
1700115577
自北洋时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战争频仍，军队不断扩充，因此人员升迁的速度增快。根据学者的统计，1916年，全国陆军共有32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15人，平均年龄为43岁；1924年时，全国共有84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37人，平均年龄也是43岁。[48]
1700115578
1700115579
至于南方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升迁迅速的现象更为显著。根据当时的任官规定，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支准尉薪，期满考核合格升为少尉。计由少尉依次升至中校，在一般情况下，约需8年至10年时间。[49]但是当时由于部队急需干部，因此升迁迅速，第一期学生毕业二年，已有多人充任上校团长，任少将者也有数人。[50]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司令蒋介石40岁，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37岁，其余军、师长多在30岁上下，团长以下人员多为18、19，至20岁出头者。[51]
1700115580
1700115581
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由于政局相对安定，战争减少，因此军官升迁的速度也随之减慢。在中央军，战前一般营、团的年龄为20—25岁，班、排长的年龄则较大（由于行伍所占比例较大的缘故）。一般说来，中、下级军官中，出身中央军校者升迁的速度，要较一般人为快，但是仍比不上自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两三年之内即可升为校级军官，有些甚至一回国即可任少校。[52]留学生在中、下级军官阶层中升迁时，虽然占了极大的便宜，但是仍有其限度。至抗战前，校级军官想要在中央军升至将级，保定、黄埔军校的资格似乎已是必备条件，如果不是出身保定、黄埔军校，则即使曾出国留学，也很难升至将官，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1700115582
1700115583
抗战期间曾主持陆大的万耀煌，有一表弟名夏声，出身云南讲武堂，后赴日本步兵学校深造，旧学新知均有修养，早期任滇军杨希闵参谋长，与滇军关系甚深，曾代表滇军至上海迎孙文入粤，后任职广东石井兵工厂，归中央后任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为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参谋长，1937年来投奔万耀煌（万时任二十五军军长），但是由于非黄埔出身，发展不易。万在他的日记中曾记道：“先知（声）才具优异，学识优良，文章、诗词均有根基，眼高于顶，目下无尘，不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与日本步兵学校，想在黄埔集团中欲求有所发展，似不可能。我想他来帮我，先知亦甚愿意，惟目前无步兵之机会耳。”[53]翌年，万耀煌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推荐夏声，盼任以参事之职，期能有所发展。万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将官研究班班主任兼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但是对此事仍无把握，在日记中曾有以下的感叹：“我以人才向何部长敬之推介，任以军政部参事，希望能有所发展。惟国军中人事两大系统，旧的是保定，新的是黄埔，而军政部重要幕僚又以陆大为优先，而先知皆无关系，所幸其过去在滇、在粤与革命军之一段历史，及其日本留学，则为何部长所熟知，或可为何重用也。”[54]国军高层人事之重出身，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夏于1938年9月获任为军政部参事，直至1944年2月止，其后未见有进一步的升迁。[55]不过，即使是黄埔出身的军人，要想升至将官也非易事。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春天黄埔第一期毕业的500人中，于抗战爆发时已升至中央军的师长者，仅有36人。[56]
1700115584
1700115585
抗战期间，军政部曾颁定缩减各级军官佐晋级年资办法，以符合实际，并俾以调剂。晋级年资的规定，原已不如先进国家严格，[57]但是各机关、部队仍多未切实遵行，[58]加以部队历年屡次扩编，以至于升迁迅速，虽然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1700115586
1700115587
第一，干部学识、能力、经验不足。战前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即已指出，国军干部升迁过速，认为一个干部如不从基层开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累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即使个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59]升迁过速，不仅使干部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工作效能自然降低。[60]更有少数的干部，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自易于骄矜自满，不求上进。蒋介石即曾呼吁将级指挥官注意此一现象，并拿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
1700115588
1700115589
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
上一页 ]
[ :1.7001155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