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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人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而身兼一种以上身份的人，往往又更易优先获用。一般说来，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学、学生的情形较多；而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且是由内而外，存在着清楚的“差序格局”，西北马家军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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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即甘肃人，姓马，回族，特别是河州籍的人最吃得开。根据近人的研究，马鸿逵手下的军官中，回族并未占多数，但是高级军官（从军长到团长），则几乎全为来自河州的回族。[31]后来因为部队不断扩大，过去跟随他的部属，稍有能力者均已提升为高级军官，于是教导团（马氏于1930年创设，1934年停办）的毕业生便应运而起，补充为中、下级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虽非“甘、马、回、河”，但毕竟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比中央派来的军校学生要来得可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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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中，军官的来源和使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凡是属于马步芳家族亲属或具有一定地域、历史及宗教关系者，方能分别充任各级干部。如1943年，马步芳所部陆军第八十二军，与其兄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任总司令，马步青任副总司令，第八十二军军长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升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后由马步青之婿马呈祥升任。[33]至于其他师长以上的重要干部，如马彪、马驯、马騄、马元海、马德、马步康、马步銮、马步勋、马全义、马振武、马璋等，有的是堂叔、堂兄弟，有的是姻兄弟或甥婿；又如韩起功、韩有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均属于临夏、循化、化隆和信仰伊斯兰教新兴教派者；再如刘呈德、赵遂、郭全梁等，虽出身汉族，但是籍隶循化或化隆。金耀星原籍榆中，但他和刘呈德、赵遂、郭全梁一样，和马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有的中级军官（营、团长）也是不出上项范围，汉族出身者寥寥无几。下级军官人数较多，来源较为复杂，但仍以籍隶化隆、循化两县者为主，少数例外，则为曾在战争中效过死力而后被提拔者。在后一阶段，马部军官大体上仍是要经过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是从昆仑中学出身者，才能担任基层骨干，其他人员仍不被重用。马步芳曾一度吸收中、小学毕业生担任各团、营的军需、书记，以解决实际困难，但是用人行政始终保持非自己人不用，非亲属不能当高级指挥官，排外色彩极为浓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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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则是以山西学兵团和他培训出来的山西北方军校毕业生为中坚，以其创办的天津政治训练所、军官教育班、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学生队，和以后绥远干部训练所毕业的各期学生作基础，辅以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再吸收外来干部以扩大其军事力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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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弟兵组成的部队，由于成员之间非亲即故，家世都很清楚，因此易于沟通和管理，士兵逃亡的现象较少发生，而且凝聚力强，[36]战力也因此而较高，清代的湘军、淮军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军、两广军，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用人重血缘、地缘关系的部队，其干部素质每愈低，[37]且常会产生人亡政息的现象。至于中央军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如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好用保定及陆大出身者（中、下级军官则绝大多数出身黄埔），[38]胡宗南则好用“黄、陆、浙、一”，即黄埔、陆大出身及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在胡的部队中，排、连长大多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任教育长）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也以黄埔一至三期出身者为主），且大半曾进过陆大的将官班或特别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39]不过一般说来，中央部队较地方部队更为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因此人才的来源较广，如陈诚甚至声称决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尚。在他的部队中，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均可介绍人来工作。即使是职位低的干部介绍职位高的进来也无妨。结果十八军由于干部的来源宽广，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质量也较高。[40]有些中央军的部队，虽然用了许多亲戚、同乡，但是均任以虚职（如师附、高参、附员等）或参谋职，对战力的影响不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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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任用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42]于是人事行政部门又倡议恢复科举时代的保举连坐法，以杜浮滥。例如政治部自1944年成立人事处后，确定中、下级干部的储备办法和甄选标准，其来源分为四途：（1）由本部自行甄选。（2）由各中间机关及本部直属各级单位，于每年三、九两月，就所属人员中甄选。（3）由各方介绍。（4）本部所属各级人员得按级申请。同时在储备办法中规定，凡各级干部在任期内如发生重大的违法事件，及有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情事发生，保荐人及介绍人得负连带责任。[43]此种保举连坐法是否曾认真执行，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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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关或部队的成员，常会由于出身或来历的不同而形成派系，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在升迁看主官、职位无保障的环境下，派系的存在，或许可以刺激非“主流派”成员的工作意愿，[44]但是外界和“主流派”无关系的人才，即每遭排斥，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形在高层人事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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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45]部队的改编，是造成人事大幅异动的另一项重要原因。一些被削职低调，甚至无职赋闲的人，每多自动离职，另寻高就。[46]抗战胜利后，军队缩编复员，至1946年底止，共计复员军官佐约240 000人（其中编余军官约160 000余人，失业军官约70 000余人），分由各军官总队、大队收训。复员军官佐的安置办法，概分为留用、转业和退役三种，优秀者留用，老弱者退役，其余转业。原定留用20 000人，转业150 000人，退役15 000人，但是由于时局影响，转业困难，结果实际安置人数，留用者由20 000人增至约70 000人，转业者由150 000人减至50 000余人，退役者由15 000人增至100 000余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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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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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升迁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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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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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洋时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战争频仍，军队不断扩充，因此人员升迁的速度增快。根据学者的统计，1916年，全国陆军共有32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15人，平均年龄为43岁；1924年时，全国共有84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37人，平均年龄也是43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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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南方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升迁迅速的现象更为显著。根据当时的任官规定，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支准尉薪，期满考核合格升为少尉。计由少尉依次升至中校，在一般情况下，约需8年至10年时间。[49]但是当时由于部队急需干部，因此升迁迅速，第一期学生毕业二年，已有多人充任上校团长，任少将者也有数人。[50]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司令蒋介石40岁，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37岁，其余军、师长多在30岁上下，团长以下人员多为18、19，至20岁出头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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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由于政局相对安定，战争减少，因此军官升迁的速度也随之减慢。在中央军，战前一般营、团的年龄为20—25岁，班、排长的年龄则较大（由于行伍所占比例较大的缘故）。一般说来，中、下级军官中，出身中央军校者升迁的速度，要较一般人为快，但是仍比不上自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两三年之内即可升为校级军官，有些甚至一回国即可任少校。[52]留学生在中、下级军官阶层中升迁时，虽然占了极大的便宜，但是仍有其限度。至抗战前，校级军官想要在中央军升至将级，保定、黄埔军校的资格似乎已是必备条件，如果不是出身保定、黄埔军校，则即使曾出国留学，也很难升至将官，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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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曾主持陆大的万耀煌，有一表弟名夏声，出身云南讲武堂，后赴日本步兵学校深造，旧学新知均有修养，早期任滇军杨希闵参谋长，与滇军关系甚深，曾代表滇军至上海迎孙文入粤，后任职广东石井兵工厂，归中央后任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为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参谋长，1937年来投奔万耀煌（万时任二十五军军长），但是由于非黄埔出身，发展不易。万在他的日记中曾记道：“先知（声）才具优异，学识优良，文章、诗词均有根基，眼高于顶，目下无尘，不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与日本步兵学校，想在黄埔集团中欲求有所发展，似不可能。我想他来帮我，先知亦甚愿意，惟目前无步兵之机会耳。”[53]翌年，万耀煌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推荐夏声，盼任以参事之职，期能有所发展。万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将官研究班班主任兼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但是对此事仍无把握，在日记中曾有以下的感叹：“我以人才向何部长敬之推介，任以军政部参事，希望能有所发展。惟国军中人事两大系统，旧的是保定，新的是黄埔，而军政部重要幕僚又以陆大为优先，而先知皆无关系，所幸其过去在滇、在粤与革命军之一段历史，及其日本留学，则为何部长所熟知，或可为何重用也。”[54]国军高层人事之重出身，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夏于1938年9月获任为军政部参事，直至1944年2月止，其后未见有进一步的升迁。[55]不过，即使是黄埔出身的军人，要想升至将官也非易事。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春天黄埔第一期毕业的500人中，于抗战爆发时已升至中央军的师长者，仅有36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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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军政部曾颁定缩减各级军官佐晋级年资办法，以符合实际，并俾以调剂。晋级年资的规定，原已不如先进国家严格，[57]但是各机关、部队仍多未切实遵行，[58]加以部队历年屡次扩编，以至于升迁迅速，虽然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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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干部学识、能力、经验不足。战前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即已指出，国军干部升迁过速，认为一个干部如不从基层开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累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即使个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59]升迁过速，不仅使干部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工作效能自然降低。[60]更有少数的干部，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自易于骄矜自满，不求上进。蒋介石即曾呼吁将级指挥官注意此一现象，并拿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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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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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事无法新陈代谢。由于升迁过速，干部常升到将官，年纪尚轻，于是造成人事阻塞的现象，人才不能做到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则造成中、下级军官缺乏。有关当局在面临此一困境时，所作的努力为何？当时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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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高级军官名额，以解决上层人事阻塞现象。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所载，抗战八年期间，陆、海、空军共任命将领2 000余人次（当然另有部分未列入《国民政府公报》），兹依任命时间及阶级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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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显示，战前两年国民政府任命将级军官甚多，抗战八年期间任命将级军官较为频繁者，为抗战爆发后的前三年（由于战况较为激烈之故）和1945年（抗战胜利，擢升有功人员），其余各年任命将级军官均少；且大多限于少将阶层，其余各阶层均少，显示抗战期间将级军官的升迁和战前相较，并非易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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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抗战前后国军任命将级军官人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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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于晋任上将规定，但受员额所限者，得先加上将衔，如遇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的中将择优转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