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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弟兵组成的部队,由于成员之间非亲即故,家世都很清楚,因此易于沟通和管理,士兵逃亡的现象较少发生,而且凝聚力强,[36]战力也因此而较高,清代的湘军、淮军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军、两广军,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用人重血缘、地缘关系的部队,其干部素质每愈低,[37]且常会产生人亡政息的现象。至于中央军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如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好用保定及陆大出身者(中、下级军官则绝大多数出身黄埔),[38]胡宗南则好用“黄、陆、浙、一”,即黄埔、陆大出身及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在胡的部队中,排、连长大多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任教育长)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也以黄埔一至三期出身者为主),且大半曾进过陆大的将官班或特别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39]不过一般说来,中央部队较地方部队更为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因此人才的来源较广,如陈诚甚至声称决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尚。在他的部队中,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均可介绍人来工作。即使是职位低的干部介绍职位高的进来也无妨。结果十八军由于干部的来源宽广,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质量也较高。[40]有些中央军的部队,虽然用了许多亲戚、同乡,但是均任以虚职(如师附、高参、附员等)或参谋职,对战力的影响不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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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任用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42]于是人事行政部门又倡议恢复科举时代的保举连坐法,以杜浮滥。例如政治部自1944年成立人事处后,确定中、下级干部的储备办法和甄选标准,其来源分为四途:(1)由本部自行甄选。(2)由各中间机关及本部直属各级单位,于每年三、九两月,就所属人员中甄选。(3)由各方介绍。(4)本部所属各级人员得按级申请。同时在储备办法中规定,凡各级干部在任期内如发生重大的违法事件,及有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情事发生,保荐人及介绍人得负连带责任。[43]此种保举连坐法是否曾认真执行,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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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关或部队的成员,常会由于出身或来历的不同而形成派系,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在升迁看主官、职位无保障的环境下,派系的存在,或许可以刺激非“主流派”成员的工作意愿,[44]但是外界和“主流派”无关系的人才,即每遭排斥,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形在高层人事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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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45]部队的改编,是造成人事大幅异动的另一项重要原因。一些被削职低调,甚至无职赋闲的人,每多自动离职,另寻高就。[46]抗战胜利后,军队缩编复员,至1946年底止,共计复员军官佐约240 000人(其中编余军官约160 000余人,失业军官约70 000余人),分由各军官总队、大队收训。复员军官佐的安置办法,概分为留用、转业和退役三种,优秀者留用,老弱者退役,其余转业。原定留用20 000人,转业150 000人,退役15 000人,但是由于时局影响,转业困难,结果实际安置人数,留用者由20 000人增至约70 000人,转业者由150 000人减至50 000余人,退役者由15 000人增至100 000余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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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升迁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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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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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洋时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战争频仍,军队不断扩充,因此人员升迁的速度增快。根据学者的统计,1916年,全国陆军共有32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15人,平均年龄为43岁;1924年时,全国共有84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37人,平均年龄也是43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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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南方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升迁迅速的现象更为显著。根据当时的任官规定,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支准尉薪,期满考核合格升为少尉。计由少尉依次升至中校,在一般情况下,约需8年至10年时间。[49]但是当时由于部队急需干部,因此升迁迅速,第一期学生毕业二年,已有多人充任上校团长,任少将者也有数人。[50]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司令蒋介石40岁,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37岁,其余军、师长多在30岁上下,团长以下人员多为18、19,至20岁出头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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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由于政局相对安定,战争减少,因此军官升迁的速度也随之减慢。在中央军,战前一般营、团的年龄为20—25岁,班、排长的年龄则较大(由于行伍所占比例较大的缘故)。一般说来,中、下级军官中,出身中央军校者升迁的速度,要较一般人为快,但是仍比不上自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两三年之内即可升为校级军官,有些甚至一回国即可任少校。[52]留学生在中、下级军官阶层中升迁时,虽然占了极大的便宜,但是仍有其限度。至抗战前,校级军官想要在中央军升至将级,保定、黄埔军校的资格似乎已是必备条件,如果不是出身保定、黄埔军校,则即使曾出国留学,也很难升至将官,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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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曾主持陆大的万耀煌,有一表弟名夏声,出身云南讲武堂,后赴日本步兵学校深造,旧学新知均有修养,早期任滇军杨希闵参谋长,与滇军关系甚深,曾代表滇军至上海迎孙文入粤,后任职广东石井兵工厂,归中央后任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为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参谋长,1937年来投奔万耀煌(万时任二十五军军长),但是由于非黄埔出身,发展不易。万在他的日记中曾记道:“先知(声)才具优异,学识优良,文章、诗词均有根基,眼高于顶,目下无尘,不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与日本步兵学校,想在黄埔集团中欲求有所发展,似不可能。我想他来帮我,先知亦甚愿意,惟目前无步兵之机会耳。”[53]翌年,万耀煌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推荐夏声,盼任以参事之职,期能有所发展。万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将官研究班班主任兼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但是对此事仍无把握,在日记中曾有以下的感叹:“我以人才向何部长敬之推介,任以军政部参事,希望能有所发展。惟国军中人事两大系统,旧的是保定,新的是黄埔,而军政部重要幕僚又以陆大为优先,而先知皆无关系,所幸其过去在滇、在粤与革命军之一段历史,及其日本留学,则为何部长所熟知,或可为何重用也。”[54]国军高层人事之重出身,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夏于1938年9月获任为军政部参事,直至1944年2月止,其后未见有进一步的升迁。[55]不过,即使是黄埔出身的军人,要想升至将官也非易事。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春天黄埔第一期毕业的500人中,于抗战爆发时已升至中央军的师长者,仅有36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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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军政部曾颁定缩减各级军官佐晋级年资办法,以符合实际,并俾以调剂。晋级年资的规定,原已不如先进国家严格,[57]但是各机关、部队仍多未切实遵行,[58]加以部队历年屡次扩编,以至于升迁迅速,虽然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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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干部学识、能力、经验不足。战前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即已指出,国军干部升迁过速,认为一个干部如不从基层开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累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即使个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59]升迁过速,不仅使干部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工作效能自然降低。[60]更有少数的干部,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自易于骄矜自满,不求上进。蒋介石即曾呼吁将级指挥官注意此一现象,并拿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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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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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事无法新陈代谢。由于升迁过速,干部常升到将官,年纪尚轻,于是造成人事阻塞的现象,人才不能做到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则造成中、下级军官缺乏。有关当局在面临此一困境时,所作的努力为何?当时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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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高级军官名额,以解决上层人事阻塞现象。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所载,抗战八年期间,陆、海、空军共任命将领2 000余人次(当然另有部分未列入《国民政府公报》),兹依任命时间及阶级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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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显示,战前两年国民政府任命将级军官甚多,抗战八年期间任命将级军官较为频繁者,为抗战爆发后的前三年(由于战况较为激烈之故)和1945年(抗战胜利,擢升有功人员),其余各年任命将级军官均少;且大多限于少将阶层,其余各阶层均少,显示抗战期间将级军官的升迁和战前相较,并非易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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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抗战前后国军任命将级军官人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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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于晋任上将规定,但受员额所限者,得先加上将衔,如遇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的中将择优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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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714—759页)所载资料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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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格要求升迁的资格,以解决中、下级军官缺乏的现象。1940年代前后,国军干部的升迁开始强调年资的规定。军官的晋升,必须在下一级停年届满,始能晋升至上一级,如学者黄仁宇1940年年底自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当时虽是战时,也需服务六年半才能升至少校。[63]而且不仅是年资够,还要表现好,才能升得成。根据军官佐任官规定,少尉升中尉仅需一年半的年资,但是一位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自述他的经验却是“毕业后被派为少尉,需经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二年磨炼有了成绩,或于激烈战斗中、炽盛炮火下,不怕死而又幸未战死,才能升为中尉,没有人事保障,调职升迁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64]。此时,升迁是否真如他所说,是“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仍有待研究,但是至少在他的眼中,升中尉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尚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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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以后,军官的升迁除了讲求年资和成绩外,又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如上校升少将需陆大毕业,或具备团长资历,因此一般的中级军官无不想进陆大和当团长。[65]至于中、下级军官的升迁,则有遵循军校期别顺序的不成文规定。如前期同学未晋任连长,后期同学只有等待一途,万一后期同学超前晋升,对于前期尚未能晋升的同学,即等于是一种考核,以后虽仍有晋升的可能,但是机会不大,即使不是自己求去,也会被列入淘汰之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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