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15622 最后，拟对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略作探讨。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事学校的毕业人数过少，在数量上无法满足对于军官的需求，加上当时军队组织的阶层化尚不严格，军事学术又不发达，使得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因而增加，有些甚至得以升至高位。[82]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军官中，出身行伍者几达30%。根据战前的一项观察，行伍军官中文盲所占比率高达一半以上，而这些不识字的军官在此时至多仅能升至尉级军官。对于那些年纪尚轻而有志向上发展的中、下级行伍军官，政府则于中央和地方开办了一些训练班队，为行伍军官提供了一条升迁至校级军官的管道。[83]例如中央军校自1932年起设立的军官训练班，召训的对象即为各部队选送的初级行伍军官，训练的期限为半年，结训后发还原单位服务。[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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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24 抗战爆发后，中、下级军官消耗大，于是行伍军官所占的比例乃再度增大，其中约有一半在战时曾接受召集教育。抗战后期，战况较为和缓，中、下级军官需求减小，国军乃缩减机构，提高干部的素质，对于连、排长也开始要求以军校毕业者充任，使得一般士兵升为军官的机会大为减少。[85]根据一份《广州市陆军在乡军官会员名册》，收录有1947—1948年广州市现役及退役军官2 500人，其中军校毕业者约有330人，而出身行伍的军官，在此时多已退伍，显示出此时由行伍升至军官的机会，已是十分的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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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26 （二）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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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28 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根据1934年7月27日公布，1935年4月1日生效的《陆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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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30 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非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不可，如日本尉官在队期间为4年，校官为2年以上；意大利每晋升一次，需在队2年，波兰则为1年以上。[87]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88]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89]（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居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一般则认为是明升暗降。[90]抗战中期，国军开始强化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于是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而各级指挥官也渐能了解参谋的重要性。因此至抗战后期，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最受人敬重的指挥官或参谋官，系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此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而“直线”晋升，则是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或是由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直升。前者有学识而缺乏实际经验，后者则有经验而缺乏军事学识。[91]抗战后期，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始实施有限度的互调，[92]但是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成果极为有限。[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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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32 第二，职期调任：在一个单位过久，易生惰性，即平日的教育、纪律，也将逐渐松懈，其部属也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而少奋发新兴之气；长官与其部属相处日久，更易产生私家军队的流弊。因此任何一个健全的军队，无不有职期调任的制度，如日本的军、师长，自抗战爆发后，仍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军、师长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二年以上者。[94]根据国军军官佐任职规定，军官佐任同一职务未满一年者，除特殊原因外，不予调任；满三年以上者，除有必须留任之原因外，应予调任。[95]但是由于作战及事实上的种种困难，也未能实施。1941年，军令部于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中，建议军委会：“集团军总司令及战区长官，亦宜适时更动，以增朝气，而资振奋。”[96]1943年，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部队中的军长、师长，有五六年以至十年未调者，但也有甫及数月，即更动者，[97]凡此均非合理的人事制度所应有的现象。1945年，委员长蒋介石手令：中、初等官佐定期任职不宜举行，应先试行少将以上军官佐的定期任职。[98]试行成效如何，不得而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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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34 第三，配置调任：指的是因为组织与编制变更，或职务的需要，或人地关系，而行调任，[100]此种调任较常发生于机关或部队扩编或缩编等突发状况，至于平时，除了因为人地不适而作的调任外，一般原阶、原职不升而调动者甚少。[101]抗战后期，国军有意推行大规模的人事交流，1945年，对部队上校以上主要队职人员人地不宜、学用不宜者，拟予以配置调任，[102]审查时并注意其职务、籍贯、学籍之不同亲属的回避。[103]该年年底完成候选名簿及归科名簿，并拟于1946年春季施行。[104]但是一般除了军对师有少数办到外，师与师、团与团均未能彻底实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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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36 以上各类调任，均系出自各单位的主动，事实上更为常见的人事流动现象，则是个人为了获得较高的阶级、待遇，或是其他私人的理由，而更换工作单位。抗战爆发后，各部队主官为延揽人才，不惜以较高的阶级和待遇作为罗致的手段，以致同一资历者的地位，可以相差极大，造成人事上的紊乱。军令部对此虽三令五申禁止，[106]但是似乎并未能收到效果。一般人对于军中“就业市场”的消息，主要是来自同学、师长和亲友，如果对现有的工作环境不满意，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探听、介绍，运气好的话，往往有好几个工作机会可供挑选。又由于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因此除了高级军官换单位较困难外，一般中、下级的军官和士兵，行动均十分方便，甚至请长假即可离开服务的单位。[107]士兵“开小差”（逃亡）的情形，在抗战期间更是非常普遍。一位行伍出身的作家，对于士兵逃亡的情形，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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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38 开小差的人，并非都是犯了大罪而畏罪潜逃的，只因一个单位待久了，或是长官打骂得凶，或是打冲锋吃不饱，或是别的部队有高阶缺引诱等等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另外一个理由是离乡背井久了，动了思乡之念。但他们很少回到家，逃到半途往往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别的部队截走了。[108]“逃兵到了新的单位之后”如果发现新单位还不如旧单位好，又死皮赖脸地回来，那时候风气如此，大家都派了人在水陆码头乱抓人，抓着抓着，也许连派出去抓人的人，也给别人抓去了。老兵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兵不像开流水席般的来来往往，那就不成个部队样子。[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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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40 在陆军各兵科中，宪兵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成员具有中学以上程度。由于素质较高，如至前方部队，往往得任排长、连长，因此逃亡的比率较其他兵科为高。[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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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42 当时有关单位为了遏阻士兵逃亡的风气，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项：第一，严禁各部队收留逃兵。但是各部队均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的自利立场。[111]第二，士兵逃亡如被抓回，各部队多用私刑加以处罚，但是也未能产生吓阻作用。[112]因此，逃亡的风气也就一直盛行，根据一项观察，在某些地方部队，若是一个老兵没有开过小差，甚至会被人视为“窝囊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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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44 更换工作单位虽然容易，但是各人的际遇却不一致。有的人由于更换工作单位而得以发挥所长，但是也有的人由于频换工作，最后落得一事无成。1938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即曾劝诫他的学员要立定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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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46 现在学员当中，据我所知道的，有几位从前我当营长时，已经是当了优秀的排长和连长，但是经过了十多年事业还没有进步，变为一个失业的军官。这就是个人的人生观没有确定、没有认识，没有固定的宗旨，到这里和长官意见不合，到那边嫌阶级太低，跑东跑西，结果是一事无成。你们从前在部队的时候，在一个部队里当十年兵的有没有？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同时他的地位也一定提高了。我们再翻开历来的人事登记来看，某人在某机关服务的，两个月以后又到某师某旅，再过几个月又到某某学校，如此，跑来跑去，结果是一事无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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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48 在士兵的补充方面，中国近代的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起始推行征兵制。[115]抗战爆发后，亟需补充大量兵员，乃采用征募并行制，如1939年至1940年9月，共募集志愿兵近80营，各省又陆续将监犯35 000余名调服军役，[116]有些将领自行于家乡招募士兵，如杨森战前曾在四川广安家乡练兵三年，邻近县份经其训练的子弟，先后不下七八百万人。因此，抗战期间杨森不论抗战至何地，需要多少兵员，只要拍一电报返乡，地方上即会约齐人数，送至前方。农村子弟在征兵制度下，与其被征召至不熟悉的部队，尚不如自动投效杨森的部队。因此响应者日益踊跃，甚至在家乡自行做好军服，自己垫付旅费，至前方投奔杨部。[117]不过主要的兵源仍为征兵。计自1937年抗战初起，至1945年胜利之日止，全国实征募壮丁人数，共为14 049 024人。[118]学者刘馥曾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军事人力动员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动员率（mobilization index，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有0.4%，而日本为1.3%，英国为1.4%，美国为2.4%，俄国为3.0%，德国为3.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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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50 战时中国不仅在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上，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发生许多的困难和流弊，[120]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具备，不能与征兵政策相配合。其中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户口行政不发达，以致影响壮丁调查工作，不仅无法取得有关人民的性别、年龄、疾病、职业、教育程度等资料，以为起、转、停、除、缓、免、禁役之参考，且无从分析各地人口组合，以作为分配名额的标准。第二，地方基层干部欠健全，对于兵役法令奉行不力，办理役政时，或为宗族姻亲情感所锢蔽而不肯征，或被豪强凶焰所慑而不敢征，或收权贵贿赂而不愿征，影响征兵成效甚巨。第三，国民所得普遍低，奉召入伍后待遇又不良，家庭生计顿时无法维持，使得一般民众视当兵为畏途。第四，国民知识水准不够，社会上仍流行“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于征兵制度的真谛并不明了，往往规避兵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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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55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10]

1700115656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奖惩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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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58 （一）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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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60 抗战八年期间，国军勋奖人数，计有官佐51 083人次，士兵5 610人次，外员1 707人次，行政官917人次，人民330人次，合计59 647人次。[122]国军在战时人数最多时，达500余万人，但是官兵受奖人数尚不足6万人次，实在过少。推其原因，或为申请手续过于繁复，各单位呈报主管机关后，往往需要许久才能核下，[123]缓不济急，因此各单位多采用其他奖励方式，如升迁（可不经铨叙）、自行颁发奖金等，可立即激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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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62 前述士兵受勋奖人数，仅为官佐的10%强，显示出国军一如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有重军官而轻士兵的现象。[124]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曾规定作战时凡士兵最先登城者，即升为旗官，[125]对于激发军心，颇收效果。但是似乎自江西“剿共”起，即未有奖励士兵的特殊措施，而较注重指挥官的奖励，如1932年9月进攻河南金家寨（中共鄂豫皖苏维埃的中心）时，蒋委员长曾明令各纵队，凡先占领金家寨者，此镇即改为县治，并以先占者的名字命名（后命名为“立煌县”）。[126]同月，徐源泉克复湖北洪湖，中央议划洪湖为县，以徐字“克成”命名，经徐辞让再三乃作罢。[127]翌年攻占江西瑞金后，又将新筑的几条公路命名为“恩伯路”、“介人路”和“雪中路”，以奖励作战有功的将领。[128]相形之下，对于士兵的奖励则较为忽略。流风所及，抗战期间，每次战役之后，一般部队所呈请核奖者，往往只限于排长、连长为止，而忽略了士兵的战绩。1944年8月，蒋委员长即曾针对此项缺点，加以纠正：“今后要明定条规，令饬作到：在每一次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如要保荐官长，必先保荐士兵，如仅保荐官长而不保士兵，应不予核奖。”[129]但是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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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64 根据军政部的统计，抗战时期官兵勋奖种类，核颁次数较多者为记功、奖章、记大功、勋章、嘉奖、奖金、记升，较少者为荣誉旗（7人次）、奖状（17人次）和武功状（39人次）。[130]显示勋奖系以个人为主，而较少对团体实施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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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66 （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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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68 军官佐的惩罚，可以分为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两种。行政处分系指违反军纪、风纪等轻微犯行，根据处罚令，处以撤职、停职、记过、罚薪、检束、申诫等处分；刑事部分则指违反军律、军法，依刑事条例，交付审判后处死刑或徒刑。1937年8月28日由军政部送军事委员会颁行的《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法律，规定不论文武军民，在战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判处死刑：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不奉命令临阵退却者；奉令前进托故迟延或无故不就指定守地，致误战机，使我军因此而陷于损害者；降敌者；通敌为不利于我军之行为者；故意损毁我军武器、弹药、粮秣、舰船、飞机、场库、场坞、防御建筑物，及交通、通信机关，以利于敌，或以资敌者；主谋要挟或指使为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敌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后方者；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131]至武汉抗战时，又颁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补充条文》。[132]统计武汉抗战期间，从一般士兵到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副司令长官，均有依照此项法律处以死刑者。[133]军法的条款，概同一般刑法，但是重大的不同之处，是在战时采用“连坐法”，即“班长同全班退者，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者，杀排长；连、营、团、师皆如是。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者，杀军所属师长；团、营、连、排、班各级皆如是。”[134]1942年8月，军事委员会更制定《防制奸伪连坐法》，凡各军事机关、部队、学校中，如某级有奸伪行为时，除犯罪者应依法处分外，其直属上级如未能于事前发觉者，需受连坐处分，同级之政工人员亦同。[135]抗战时期，每逢战役发动之前，常见有指挥官对其部属颁布“如有作战不力，违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议处，决不姑宽！”之类的命令，[136]但是是否确曾实施？实施至何种程度？由于资料所限，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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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5670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为抗战时期最高军法机构。总监部设总监（上将级）、副监（中将级）各一人，综理一切，遇有重要案件，先组织会审委员会，以将官级委员三人为审判官，其中最高级者为审判长，通常由委员长指定或圈选，其他军法官及书记等，由总监部组设。会审委员会于会审后，将结果制成判决书，由总监转报委员长裁决。[137]军法总监部实际运作的情形如何？根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138]抗战时期，在华的苏俄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Kalyagin），对于国军的惩戒无法普遍施行，曾有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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