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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页；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政海秘闻》，香港：致诚出版社，1966，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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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建军导报》第5卷第6期，1947年5月，第18页。以下各项曾被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列为1944年度的重要工作目标：第一，最小限度，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需绝对听命中央；第二，校官任免，除战区司令长官有权派代外，其他次级长官不得先行更动；第三，尉官虽军长有权更动，仍需迅速呈报。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三十三年度工作计划表》（油印本），1944，第3—4页，档号761/324，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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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陆军机械化学校庆祝十周年纪念大会专刊委员会编《陆军机械化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陆军机械化学校，1946，第113页。1949年，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曾对该校干部任职情形作了以下的报告：“以学生有入伍、分科、升学等阶段，而选拔干部，亦以教育进度为标准，因教育之需要，与干部员额之补充，以致调动频繁，影响任职，为使每人每职，均绝对避免黑官起见，故每一调动，必须随案呈报，且于每年清查一次，是以本校无案人员，百无一二。三十五年奉国防部颁发陆海空军人事业务职掌划分办法，本校为尉级人事掌理单位之一，除新进人员，按照规定先行呈报核准再行发布外，其余尉级人员之动态，均先呈报，未敢越权违法，此本校任职之概略情形也。”参阅关麟征：《陆军军官学校三十八年度教育行政概况报告书》（油印本），1949，档号400.7/3730，军事学校及训练班队教育案，“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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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第112页。抗战胜利后，国军人事制度更为混乱，从绥署主任到兵团各主官均可任意委派将级官员，造成将官充斥的现象。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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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国防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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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48年8月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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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37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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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明仁早年入军政部讲武学校第一期，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而李明灏曾任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二人均为湖南醴陵人。参阅于翔麟：《李明灏》，刘纽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9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第72页；于翔麟：《陈明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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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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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1939年11月，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福建同安人）即曾电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将成都军校第十四期第三总队闽籍毕业生，全数派至该处（驻南平）服务，并说明闽省军队编练办法，“校官以上不分省别，尉官则当以本省籍者为有利，盖此得自然团结力及乡土荣誉心，而增强战斗力也”。参阅1939年11月4日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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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如1942年4月，一位中央军校学生毕业时，所填分发志愿为“最荒凉之边疆，最危险之前线”。参阅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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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1939年，预九师师长张言传曾致电军训部：“本师下级干部甚感缺乏，敬请分发军校本校之十四期学生50名……其现在该期之学生二总队步一队李冠军……等二十三名，均与本师干部有同学、同事之谊，分发本师人地相宜，除已先电请军校先行登记外，请‘军训部’饬该校将该生等全部分发本师。”事见1939年6月24日军训部致军政部函，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其他的例子，可以参阅谭继禹：《戎马琐忆》，第70—71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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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9年10月1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教育会议记录》，编者印行，1939，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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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4篇，凤山：陆军军官学校，1969，第38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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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6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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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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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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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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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洪轨：《追忆胡宗南先生》，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100页；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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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17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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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63年元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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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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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郭大风：《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6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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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陈素农：《回忆录》，台北：作者印行，1974，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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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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