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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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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李致远：《张自忠将军殉国与荣哀》，《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90年4月，第126—127页；鲁弓长：《生命余晖》，未注出版地点，1980，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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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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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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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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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该部军事机关参谋人员任免和参谋长定期报告书来往文电》，档号768/111，军令部档案。至于在华的日军，抗战初期对于在阵地死亡的尸骸和重伤的官兵，一定抬救回去，否则即视为不祥。抗战中期以后，对此虽无法完全做到，但是每次退却时仍设招魂祭，由司令官亲捧灵牌诚敬拜祭，然后退走。参阅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248—249页；张拓芜：《代马输卒续记》，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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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三章 陆军的训练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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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前往华北校阅河北、山东、山西各省的部队，其后又视察步、骑、炮、工、辎各兵科学校，以及航空学校、防空学校、电雷学校、宪兵团、教导总队等，结果发现“有一部分的部队和学校，对于军队教育的目的，还没有充分明了。譬如我到各省去检阅时，希望看一看班、排、连的战斗教练，射击演习，以及士兵的战斗动作。但是各部队所给我看的，大半是制式教练和操演大刀、拳术等等。及叫他们演习战斗教练，实施射击演习和班以下的各种小动作，可以说十分之七八都很生疏，甚至有完全不懂的，足见他们官长和士兵平日都疏怱了军队教育之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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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军队教育仅注重讲堂及操场制式教育，学校教育也是以教程为主，偏重理论，对于连以下的小动作及典范令，一向不甚重视。抗战初期，国军战略即决定以持久抗战为原则，但因战术和战斗技术太差，加以步、炮不协同，陆、空不联络，致使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缺失，明显的是由于过去教育没有注意所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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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军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即是在这种基线上开始的。军队以战斗为主，而战斗以获胜为目的，然而如何才可以获胜，则在综合有形、无形上的各种战斗要素，而善加发挥。所谓有形、无形各种战斗要素，原包括编制、装备、训练与运用四项，四者之优劣既分，则敌我的胜负自判。但四者之中，又以训练为基础，因为训练不良，则编制虽佳，必然使用不灵；装备虽良，也难发挥威力；战略、战术运用虽当，而执行者不能符合指挥官的意图，终必影响整个战局。因此研究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实为了解其战力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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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一问题，近人仅作过初步的研究，[3]所用资料主要为何应钦所著《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一书。本章拟探讨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检讨其所面临的困难，并对其成效加以评估。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章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军官养成教育、召集教育及部队训练，至于精神教育和深造教育均不在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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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用资料，主要为抗战时期的军方出版品和档案、军界人士的言论和回忆录，并辅以外国档案和回忆录。以上各类史料主要藏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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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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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战时中国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的不统一、外国力量的介入和战乱的影响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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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的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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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以后，革命势力日增，各军于所到之处，每设立军校，如武汉、长沙、广西，均有分校设立。由于教育计划未能一致，以致造成各分校的程度不齐、各军长官视各分校为其势力范围等弊端。[4]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8年公布的《裁兵建国宣传大纲》，对于当时军事教育的不统一，即有以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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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兵多如鲫，自立军事教育机关，遍地皆是，所以训练庞杂，自成系统，致中央训练出来的人才，几无插足置身的余地，而一般官兵除开其所隶属的部队而外，几不复知有国家、人民，中央自然是等闲视之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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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中央禁止各军自行设立军事学校，但是各军仍依本身历史关系，有的恢复原用的讲武堂、军官传习所名称，有的则改称教导团，继续存在。[6]全国统一后，军队应属中央统辖，但是地域色彩依然浓厚，各军编制不一、装备不同，训练方法也不一致。在编制上，如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在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这种不统一的现象，对于军队的训练自然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训练方法上，战前各地部队，有的采用1930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采用1935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甚至对中央颁布的典范令莫名其妙，仍是依赖着一点实战的经验来实施教育训练。又因为过去军官教育机关的不统一，各部队的干部也多自成系统，以如此极不统一的训练教育出来的军队，其不能合乎现代战争的需要是毫无疑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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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之初，国军在精神上已能统一起来，但是在形势上仍未能做到。军分校之间的制度、经理、教材等问题，还是没有统一，各校学生互存歧视，各部队仍是自行养成干部。[8]自军训部成立后，致力推动教育机构的统一，在中央军校各分校教育的标准化上，颇具成效。自1940年以后，校本部和各分校，不论在教材、教案及实施方法等，均属一致。[9]但是在各地方部队军事教育训练的中央化上，障碍仍多，如军训部对于整训部队，制颁有战时整训部队教育纲领，明白规定军官教育及士兵教育，令饬遵照实施。但是仍有部分部队未能遵照实施；[10]部分部队仍旧纷纷设立教育机构，各行其是。如阎锡山自抗战爆发后，即在山西陆续设立山西军事干部学校、第二战区天才军官学校、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等教育机构，并自兼校长或团长。[11]各地所设教育机构中，又有被作为派系斗争工具者，如有人即认为1941年白崇禧在兰州设立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乃是为了拉拢“二马”（马步芳和马鸿逵），对抗胡宗南在西北的势力。[12]凡此种种，均有碍事权的统一，造成军事教育系统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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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力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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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对于中国陆军的教育和训练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士，乃是抗战初期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末期的美国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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