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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主任在听取上段意见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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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同志上列的意见，大都正确。不过他说：“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一语，这个“军事科学”一词，为我们军事教育的范本，实在愧不敢当。老实说，我们过去二十余年的军事教育，实在只注意到世界各国军事教育的形式和皮毛，而并未讲究军事科学，更谈不到军事科学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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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谈话，充分显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向外国学习，所造成的依赖性格，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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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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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各军事教育机构经费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使得教育的品质无法提升，唯各单位每多能开源节流，在艰困的环境下勉力维持，实属难能可贵。例如炮兵学校在战前时期，凡由德国购置的新式火炮，均先由该校训练，以致器材集中，人才集中，可谓极盛时期。抗战爆发后，仍将优良装备及优秀人才，编为若干独立炮兵团，以支援作战。校址后由南京迁至贵州都匀，不仅校舍和教育设施简陋，且器材、零件均极缺乏，尤以炮弹缺乏为甚。由于缺乏炮弹，平时教育不敢用实弹射击，而改用内膛枪射击；缺乏骡马，乃于战斗演习时向附近其他单位借用马匹，但是也只能装备山炮兵一营而已，其余野炮兵营在教练时竟用木马、木炮代替。[23]又如机械化学校因教育消耗费（包括燃料、材料、工具等的购置）金额巨大，以致每月经费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而学校教育则仍然维持平时状况。所能维持者，全赖抗战初期抢购积存的油料补贴。至于教职人员的生活，在抗战初起时尚可勉强维持，至战事延长，物价上涨甚剧，薪饷不能随之调整，人员生活日益困苦。至1940年，生活费用益高，每人薪饷仅能维持个人生活，有眷属的人员均不能安心服务。校方遂利用学校制造工厂多余的机力、人力，为各部队代造机器，借得出品盈余，补助教职人员生活。[24]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41年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副食费并未按物价指数增加而调整，因此官生伙食日劣，普遍有营养不良现象，甚至有患夜盲症者。校方会计部门虽向西南军需局陈述，格于规定，无法例外，主任黄杰乃自家乡长沙运来食米二百石，并将个人所有可变卖之物，悉送拍卖行出售，得价以供学校周转之用。[25]学校财政困窘，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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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部队，由于编制相对大，战时每个师的缺额，少则两千名，多则三千名，节余必多，即移用他项经费于教育，也颇为便利。1942年夏，军训部长兼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校阅长江以北各部队、学校后，感于部队中教育设备的欠缺，曾报请参谋总长由军政部通令遵照，准动支结余经费三分之一作教育设备，部队的教育训练经费乃更形充裕。如第一军即将其结余经费均尽量用作教育设备及补充骡马，支用金额达一百五十余万元，凡步兵学校及扎佐演习场所有的教育设备，一应俱全。[26]又如第五战区各军训团的设施，即均较战区内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健全充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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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校既为干部的养成所，在各种设备方面，以须要使学生超先学习，凡是部队将要装备的武器或器材，应先拨发学校实习，然后再配赋部队。[28]但是抗战后期由外国购入的新武器，军政部应乎前方作战的需要，将此种新武器尽量发给部队，教育机关反未发给。如罗列主持的军校第八分校，机枪是木制的；胡竞先作骑兵学校教育长时，连马枪都没有，所用的是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骑科学生穿的是短裤，也没有马靴。[29]新式武器，学生在校时未经研习，分发至部队后自然不知使用，部队长官遂对学生每感失望，甚至加以轻视。此种新式武器，干部既不熟知使用方法，士兵无人教导，作战时即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甚至故障百出，而加速其损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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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对于军队教育训练的另一项影响，则为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国军在过去参与内战时，只知一味盲冲，所用者大都是步枪交绥，而绝无重兵器及研究各种工事等。至抗战爆发后所见者，敌军动辄以陆、海、空协同，求速战速决，而我等对之，宜如何注重于阵地战、消耗、疏散、工事、伪装及纵深配备等。此不但以前未曾学习，有些甚至连名词也是第一次听到。更以为奇者，以前内战时，在战场上只分为前线与预备队，当前线被敌突破或伤亡过重时，即以预备队增援或补充，死伤只限于前线；但是现在对日抗战则绝不相同，有前线尚未遭到损失，而预备队已遭敌机炸弹及大炮牺牲殆尽者。[31]实系平日教育训练墨守成规，官兵未能吸收现代军事常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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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养成教育与召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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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分各校均系办理养成教育为主，各兵科学校则以办理本兵科召集教育为主，但为适应事实需要，也有兼办养成教育的。现将战时陆军的养成和召集教育，分别检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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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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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陆军军官教育，共分为入伍生教育及学生教育两部分。入伍生教育，复分为一般教育、分科教育及分发各部队实习，共需时一年六个月。学生教育期间为两年，按各兵科分别施行本兵科教育，以完成初级军官应修得的学术、技能为主旨。中央军校所造就的学生，在第十一期以前，均照此办理。至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区各部队干部的补充，对于各兵科初级军官教育，势不得不加以缩短，迅速养成补充军官，以适应作战部队的需要。故此项教育的主旨，以减少理论、删节学科，而采取重点教育为原则，于术科（如战斗演习、射击实施、工事实施、新兵器的使用、步炮空作战的联合演习等）使用较多的时间。[32]此为异于平时教育的大概，以下拟从教育行政、课程、师资、成效等方面，一一加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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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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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上的主要缺点为教育系统未确立。中央军校和各兵科学校训练的对象，缺乏合理的区分，军校有各兵科的学生，而各兵科学校也有各该兵科的学生；军校有高教班，而各兵科学校也有学员队，如此教育既缺乏一贯的系统，人力、物力也不经济。另一方面，又缺乏军士学校的设立。军士对于部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各国对军士的养成，均极为注意。近代中国各部队中的军士，多由老兵升充，间或有由各部队自行训练者，但因缺乏学校正规教育，不仅素质难求优良，即地位也不为人重视，故真正合格的军士，实属凤毛麟角；即或有之，也早已升为军官。如此不仅影响部队的战力，也影响军官的体系。白崇禧于军训部长任内，曾建议设立军士学校，建立职业军士制度，但是军政部以需增加预算而反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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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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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完全符合实际需要。初级军官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养成带兵、练兵和用兵的基本能力，但是军校对于练兵、用兵的方法固然不厌其详，而带兵的方法，即领导统御的方法，则未加重视，所以初出校门，到了部队，第一受人批评的，即是不会带兵；不会带兵，则练兵、用兵即无基础。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汉口召开的军事教育会议上，对此项缺失即有以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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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教育的实施，各级主管人员除就其职责范围分别授予学生各科学、术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指挥其生活、行动与思想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施行实际管理的教育。要使一般学生人人都具备管理一切“人”、“事”、“物”、“地”、“时”等知能，能够将他平日在校所学的东西，充分地用之于实际，见之于事功。现在我们各军事学校教育对此毫不注重，以致一般学生毕业出校服务，不知如何带兵，亦不知如何办事，结果以一个军校三年毕业的学生，论办事能力与经验，尚不及部队里一个老练的士兵……这就是我们教育人员平日没有负责教他们以实际管理的知能的缘故。以后必须认真改进，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培养学生实际管理事物的能力，不仅要教他以理论、教他以方法，还要教他以管理的精神，更要随时督促其实习与磨炼，如营房之警戒，内务之整洁，经理、卫生之实施，行政指挥之实习，各种实际常识，都要切实灌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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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兵科技术教育不足，各兵科战术教育尤感缺乏。例如中央军校十七期步科学生（1942年4月毕业），在校期间各项重兵器的训练，仅各一月；实弹射击，仅有迫击炮一次，其余时间，不过操作而已。[35]如此养成的军官，谓即可指挥本兵科的单位发挥战斗力量，其谁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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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术教育不重应用。战争胜利的因素，除各项客观条件如装备、编制、士气、技能外，全视指挥的得宜与否，欲求于情况复杂、变化莫测的实战中指挥得宜，全在指挥官有锐利的判断能力，迅速作适宜的决心，而行合理的处置，因此战术教育，应以培养上述三项能力为主要目的。其方法在于常作各种方法的战术作业，而非熟读教材和原则所能为功。再以军校十七期学生所受训练为例：六个月的入伍教育期中，有典范令及四大教程（战术、筑城、地形、兵器）择要的讲授；三个月的正科教育期中，有操典的讲授；九个月的毕生教育期中，每星期有战术八小时。讲授战术教程，教官由队长兼任，固符管教合一的宗旨，但是所用的讲授方法，仍然不外乎发讲义、抄笔记；战术作业，四星期才得一想定。现地战术，仅作四想定，其效果可想而知。一位军事教育工作者曾以一般防御要领，考问十个该期学生，结果竟无一人能作圆满解答。[36]无怪有人戏称，国军干部中“战术修养最好的，正就是在战场上用兵时常打败仗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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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授进度配当上的不联系。草拟计划者常闭门造车，学科如应用战术，已开始教图上作业，但地形课尚未授地图读解、要图调制；又如战术，已教至对敌阵攻击，筑城课则尚未开始阵地编成。术科也是如此。教官已实施班攻击对障碍物破坏，但学生还不知道障碍物为何物，破坏方法如何作；再如夜间演习假设能和当日情况配合，收效必宏，但是往往一般战斗教练已进至特种地形战斗，而夜间演习尚未教至班的攻击，诸如此类，使学生用时莫有学，学时无所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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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资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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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教育者不受重视。战时部队军官升迁快速，教育军官则否，于是优秀军官多集中于部队，存留于教育机关者，仅其残余，致使教育工作不受重视；部队军官作战成绩欠佳者，多以之调教育机关服务，更增长视办教育为落伍的风气。[39]教育军官既被大家看不起，认为是没有出息，于是他自己也心存此种观念，认为自己的前途无望，因而自暴自弃，不再求上进。这种观念不打破，军事教育实难以改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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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与部队人事不对流。教育军官和部队军官的待遇差距既大，双方隔阂自深，于是部队军官不屑办教育，教育军官无法入部队，教育与部队于是脱节。[41]1939年，俄国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 Kalyagin）于参观中央军校时，即发现该校教官多缺乏实战经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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