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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完全符合实际需要。初级军官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养成带兵、练兵和用兵的基本能力，但是军校对于练兵、用兵的方法固然不厌其详，而带兵的方法，即领导统御的方法，则未加重视，所以初出校门，到了部队，第一受人批评的，即是不会带兵；不会带兵，则练兵、用兵即无基础。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汉口召开的军事教育会议上，对此项缺失即有以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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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教育的实施，各级主管人员除就其职责范围分别授予学生各科学、术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指挥其生活、行动与思想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施行实际管理的教育。要使一般学生人人都具备管理一切“人”、“事”、“物”、“地”、“时”等知能，能够将他平日在校所学的东西，充分地用之于实际，见之于事功。现在我们各军事学校教育对此毫不注重，以致一般学生毕业出校服务，不知如何带兵，亦不知如何办事，结果以一个军校三年毕业的学生，论办事能力与经验，尚不及部队里一个老练的士兵……这就是我们教育人员平日没有负责教他们以实际管理的知能的缘故。以后必须认真改进，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培养学生实际管理事物的能力，不仅要教他以理论、教他以方法，还要教他以管理的精神，更要随时督促其实习与磨炼，如营房之警戒，内务之整洁，经理、卫生之实施，行政指挥之实习，各种实际常识，都要切实灌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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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兵科技术教育不足，各兵科战术教育尤感缺乏。例如中央军校十七期步科学生（1942年4月毕业），在校期间各项重兵器的训练，仅各一月；实弹射击，仅有迫击炮一次，其余时间，不过操作而已。[35]如此养成的军官，谓即可指挥本兵科的单位发挥战斗力量，其谁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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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术教育不重应用。战争胜利的因素，除各项客观条件如装备、编制、士气、技能外，全视指挥的得宜与否，欲求于情况复杂、变化莫测的实战中指挥得宜，全在指挥官有锐利的判断能力，迅速作适宜的决心，而行合理的处置，因此战术教育，应以培养上述三项能力为主要目的。其方法在于常作各种方法的战术作业，而非熟读教材和原则所能为功。再以军校十七期学生所受训练为例：六个月的入伍教育期中，有典范令及四大教程（战术、筑城、地形、兵器）择要的讲授；三个月的正科教育期中，有操典的讲授；九个月的毕生教育期中，每星期有战术八小时。讲授战术教程，教官由队长兼任，固符管教合一的宗旨，但是所用的讲授方法，仍然不外乎发讲义、抄笔记；战术作业，四星期才得一想定。现地战术，仅作四想定，其效果可想而知。一位军事教育工作者曾以一般防御要领，考问十个该期学生，结果竟无一人能作圆满解答。[36]无怪有人戏称，国军干部中“战术修养最好的，正就是在战场上用兵时常打败仗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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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授进度配当上的不联系。草拟计划者常闭门造车，学科如应用战术，已开始教图上作业，但地形课尚未授地图读解、要图调制；又如战术，已教至对敌阵攻击，筑城课则尚未开始阵地编成。术科也是如此。教官已实施班攻击对障碍物破坏，但学生还不知道障碍物为何物，破坏方法如何作；再如夜间演习假设能和当日情况配合，收效必宏，但是往往一般战斗教练已进至特种地形战斗，而夜间演习尚未教至班的攻击，诸如此类，使学生用时莫有学，学时无所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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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资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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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教育者不受重视。战时部队军官升迁快速，教育军官则否，于是优秀军官多集中于部队，存留于教育机关者，仅其残余，致使教育工作不受重视；部队军官作战成绩欠佳者，多以之调教育机关服务，更增长视办教育为落伍的风气。[39]教育军官既被大家看不起，认为是没有出息，于是他自己也心存此种观念，认为自己的前途无望，因而自暴自弃，不再求上进。这种观念不打破，军事教育实难以改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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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与部队人事不对流。教育军官和部队军官的待遇差距既大，双方隔阂自深，于是部队军官不屑办教育，教育军官无法入部队，教育与部队于是脱节。[41]1939年，俄国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 Kalyagin）于参观中央军校时，即发现该校教官多缺乏实战经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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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科人事不协同。战时各军校的教育，大概学科系由各组专任教官担任，术科除特种作业外，均由队职官长兼任。教官直隶教育处，队职则按编制，各隶于队、大队、总队、校部。教育配当，由总队主其事，因隶属的不同，两者极少协同。加以教育的执行，通常以队为单位，而队职官长和任该队课目的教官，更不相谋。一位教官即认为，如射击教练时，兵器教官应列席；战斗教练时，战术教官和筑城、地形等相关课目的教官，均应到场。但是实际上，双方连彼此进度均互不相知，岂能要求共同主持，如此何能做到“学科是术科的准备，术科是学科的应用”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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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材落伍。战前即已有人指出，中央军校及其他初级军官学校（军士队及速成者不在此例）所用军事书籍，其编纂体系、内容材料，多属前清旧著，虽稍增机关枪、步兵炮、坦克车、飞机等，也不过是就简增纂，无大改革，不但不合于用，且体系不清，学者不易入其堂奥；材料又多重复，有浪费时间，而无良好成效之病；甚至应有者不有，而不应有者反以充其篇幅。[44]军训部成立后，设有军学编译处负责审核各军、分校、兵科学校所用教程，及各种军用图书图表，私人有关军事方面的著译也需经过送部审核后才准印行。此外，军学编译处也从事译印外国兵学新知，[45]但是成绩似乎均极为有限。战时一位外籍军事观察家至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校长刘仲荻）参观，认为该校所授课程已落伍。[46]以善战闻名的黄埔将领关麟征1947年7月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鉴于许多教程还是“欧战以前的陈本，不合现在需要”，乃修编各种教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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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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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由于军队日益庞大，各军事教育机构一直无法培养出足够的军官。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军部队。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校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一般认为素质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一万零七百三十一人。[49]抗战爆发后，初期基层军官补充率极大，如淞沪战役中委员长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战场，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伤亡惨重，一役即丧失初级军官达万名，[50]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约需养成初级干部四万五千人。由于干部补充人数需求激增，而战时军人生活较苦，军校招生困难，遂不得不降低报考标准。战前规定需高中毕业，自1937年起降为初中，[51]以初中肄业程度入学者也不乏其人。[52]一些较需专门知识的兵科学校，需要高中毕业程度始能接受学理，招生即十分困难。[53]中央军校战前由于军人待遇良好，报名人多，录取颇为不易，如1935年第十二期招考新生，各考区报名人数达万余人，经复试录取者仅约百分之七强。[54]抗战爆发后由于招收人数大增，录取率自然也随之升高。据一项资料显示，1940年第六分校第十七期十七总队招生，共有1 500人报考，经复试录取者近1 300人。[55]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了降低报名资格外，又将教育期限缩短。战时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学生在校修业时间，包括入伍训练在内，最长的为两年七个月，最短的则只有九个月不到。此外，战时由于经费、设备缺乏，影响学习效果，又缺乏严格的淘汰制度，[56]学生的素质自然下降。不过战时军校教育较重视战技的训练，是为较战前进步之处，如1941年，参谋总长何应钦巡视西北，对于所见军校即有以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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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校教育与战前比较言之，战前期间为三年，器材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为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优良；抗战以来，因下级干部之补充，需要迫切，以致时间、器材、教育干部，均感不足，而学生素质亦不如战前一般良好，而战前学校教育以教程为主，侧重于理论一面，忽略了典范令之研究，小动作殊欠熟习，学生毕业后，到部队教练士兵，形成战斗技术太差，现在军校教育以典范令为主，要求确实了解，注重实际运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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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汉会战后，由于国军战略、战术的改变，加以日军南进之后，兵力相对减少，因此部队伤亡率降低。由于军官补充的需求降低，军训部乃将军官养成教育期限，自十七期起延长为一年半。1943年，该部更派员分赴军、分各校及入伍生团，加以甄试，不及格的学生则分别降期、转学或开除；并成立补足教育班，将从前肄业未满一年半的短期生召回军、分各校，再加以一年的教育。此外，自1944年起，又将军、分各校的三十个学生总队缩为十五个总队，期能提升教育品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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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从数量上加以观察。中央军校及分校，战时所培育的学生，在十五万人以上，[59]弥补了国军基层军官的不足，达成了军校设立的目标，厥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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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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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军的建设和军官教育的进度，较为落后，故各兵科的专门人才，在平时已感缺乏，一旦抗战开始，所需专科人才，更形迫切。战时各部队各级军官的召集教育，一方面是由各兵科学校（分校）的学员队及其他班次，召集中尉以上、少校以下的各兵科军官，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分别施行深造教育。另一方面，则由步兵学校及分校，增设步兵各种轻重兵器的专修班，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增设军官训练班，分别召集各部队的初级军官，施以战斗技术与战斗指挥的补习教育。在数量上，抗战时期，计召训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7 577员，[60]行伍军官84 235。[61]在质量上，召集教育的效果似乎未能充分发挥，据当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其原因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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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完整计划：战时各兵科学校召集的班次，因整个军官教育系统未确立，又欠缺完整的计划，每遇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时，多由军训部训令各部队，指定各单位应名额及入学各项手续，至于该部队是否有此项需要，或是否有可送的人员，均似未事先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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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队未见其利：每周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各部队初则慎重其事，遵命选送定额，虽一时有缺员之苦，也不顾恤。等到受训者回队，报销巨额旅费，但部队教育并未见有改进，作战也未见有何补益，只有受训者本人多一资格而已。加以各兵科学校召集的时间，每每相同，部队中所受送训的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应付渐感困难，最后只得以无队职的附员，敷衍塞责。再因交通不便，此校送训者刚回，而彼校召集命令又至，于是将原送训者再送他校受训，形成所谓“受训专家”。各学校开办班次，耗费人力、物力，而原有本意，并未达于部队；各部队保送受训者，所费差旅费及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少，而未得利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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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与部队缺乏联系：学校召集部队军官加以教育，但并不为其效果负责；而学校也无从获得部队的经验，作为改进教育的参考。如各战区各兵种军、师、旅、团，每经战役，关于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等检讨的记录或书籍，学校却未能取得，作为教学研究之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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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校政者乏人才：战前各兵科学校成立时，人才、设备、器材俱称一流，如以王俊长步校、邹作华长炮校、林柏森长工校，均一时俊彦，各校声誉日隆，成效卓著。中央办庐山、峨眉、珞珈山等训练，有关的军事演习，均由各兵科举校派员举行示范，益增教育效果。加以各校教育长不仅为该校负责人，同时也是大本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特业参谋顾问，每有重要会战及国防会议，无不参与机要，成绩斐然。抗战爆发后，各校教育长纷纷调为大本营或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与指挥官，优秀教官也多调部队服务。继起者学养多不如旧人，甚至有非本兵科出身者，加以学校辗转迁移，器材损失，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故教育水准大不如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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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训者素质低落：据统计，各军事专校历年所收学员，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未受过养成教育者，且其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程度太低，不但学校不能按照计划施教，学员本身也多不能接受所学，遑论期以改良部队之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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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与研究功能未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已将兵科学校视为实验与研究机构，凡有新的编制和战术，均由兵学校率先加以实验和研究，如美国步兵师的编制由二旅制改为三团制，即是由其步兵学校先加以实验；又如德军的强袭战术，也是德国工兵学校研究的结果。但是召集教育的实验及研究功能，必须有人才、器材、设备，方能发挥，但是战时中国兵科学校的器材和设备，尚比不上部队，故无法拥有实验和研究的功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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