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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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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整体计划：部队教育训练，应有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实施的依据。抗战时期陆军以军为教育单位，军应该遵照军队阶层教育及部队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就各军编制、装备、过去训练情形，与尔后作战任务，按年度颁发教育训令，师接到军颁教育训令后，即应区分教育期间，策定全期的教育计划，营则指示各连，按照团颁各期间教育计划拟订每周教育实施预定表，如此循序经过各阶层，形成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经常训练的依据，纵因作战或其他任务的关系，也可随时调整。但是事实上，抗战时期陆军各军、师大多缺乏这种全盘的计划，只是临时订定短期教育计划，而且名目繁多，如新兵、战时、暑期、秋季、末期等，所订进度也极低，因此往往会使教育进度，长久停顿于某一阶段，浪费教育时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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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无考核无联系：要军队重视训练，必须使训练和人事发生关联的作用，即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应可影响这个部队人事的升降。如此部队自然重视训练，每一军官自然会修养其学术。如民初奉系军队教育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后来经过郭松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健。[69]国军由于训练未和人事发生联系，致使部队不重视训练，军官“一出学校，便抛开学术不问，只是等候年资，所以他的年龄和他的学术，成了反比例，年龄越大，官位越高，学术越落伍，反不及后来的莘莘学子，成了后来居上”[70]。军中考核不重视训练成绩的另一项结果，则为办教育训练者在军中的地位低落。战时军中的风气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71]如胡宗南对那些没有用但是也不好撤差的军官、将领，即常命其办训练或当教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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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勤补给不良：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物、打柴，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中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73]这种情形尤以边远地区为最严重，影响部队训练甚大。1944年8月，委员长蒋介石出席黄山整军会议，对此问题也表示严重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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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部队里面规定每周以六天为教育的时间，但实际的情形怎么样呢？在西北的部队，一般士兵每五天要磨一天的麦子，每十天要抽一天砍柴，其余还要自去筹办副食物，如种蔬菜、放羊、喂马、喂猪，以及运粮、领物等事，再加上不时之点验与校阅，以及各种勤务，事实上他们每周受教育的时间，恐怕最多不过三天，由此就可以证明我们对于部队教育时间的规定，完全不合实际。因此一般士兵教育科目与各种动作训练都不实在，有的入伍已经届满三月或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每次校阅、点验的时候，一般成绩都很差次，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对于这一点，军训部必须研究实际情形，竭力改进，总要使一般士兵具备最基本的作战技术与常识才好。[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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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部对于这项命令似乎并未达成。事实上，在后勤、补给等技术条件均无法配合下，这项命令实是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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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训练不够普及：教育的真义，在训练全员均期可用，国军部队的教育，多偏重于战斗员兵，甚至于战斗兵也只能训练至二分之一，校阅时多派“选手”表演，至于杂兵及佐属人员，均置而不顾，虽间有训练，也多流于形式。[75]据估计，抗战时期国军五百万部队中，有三百万后勤人员，加上军医、军需、文书及勤务人员等，平时均不注意战斗训练，[76]颇为影响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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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外表不踏实：一般部队的训练，普遍缺乏认真实在的精神。军方高级将领对此多深恶痛绝，如杜聿明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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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军队注意外表，而不着实际的实在太多，譬如一个步兵的训练，只注重在操场上的步伐整齐，动作一致，令人一见便认为有训练、有教育，而把如何认识各种兵器性能，如何应用射击技能，如何发挥诸般战斗技能，以达战斗目的之训练要素，完全忽略；又如一个炮的操作，只注重换手时，跳得高，跑得快，声音叫得吓人，而把测量、测地的精密要求和炮兵射击上的诸元计算等重点忽略，各兵种既无适应战斗，近乎战场的敌场设备，更不将适应战斗的各种动作分解教育，绵密实施，于是军队教育，徒有形式而无实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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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麟征也曾指出部队训练的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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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检阅部队，见许多部队训练既不能专精，更不知普及，往往以补助教育的图表、模型，或简单小型的各种设备，来表扬教育成绩，欺骗一般不懂军事的门外汉，或者以选手教育，专门在各兵科中挑选一部少数士兵，编为一连或一排，加强训练，以备应付校阅，或参观，以图欺骗长官，钓誉沽名，以养成一种虚伪欺骗的恶习，把军队优良风气，完全破坏了。风气破坏了，也就无异的把军队的灵魂和精神丧失了，一个部队，如果走上了虚伪欺骗的道路，没有不失败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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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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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忽略机会教育与重点教育：战时教育和平时不同，平时有场所、有时间、有教材、有设备，战时一点都没有，所以战时的教育特别困难。唯一的要诀即是实施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机会教育方面，如在行军时可以教士兵如何搜索；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如何警戒；行军、休息、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山地、河川、隘路、森林、村落、街市等地形的攻防，特种天候的战斗，以及攻击战斗，骑兵攻击敌军所守据点及碉堡的方法，以及小部队的战斗、深入敌后的战斗、游击战、破坏战、防空、防毒等。至于战时部队教育训练的重点，简单地说，即是战争所必须具备的学识与技能。不过在全般军事学术中，各阶层有各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在同一阶层中，课目与课目之间，应该有一重点；即在同一课目中，也必须有一重点。国军各部队忽略重点教育的情形，在战前即已存在，如1937年2月，汤恩伯即曾对其第四师干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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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兵有一种战斗手段，拿步兵来讲，他们战斗手段是火战与白兵战，所以训练应该注重火战，注重白兵战。现在有些部队，每天训练的都是跑步、唱歌、操枪，把火战最重要的各种步兵重火器射击，及与射击有关系的，如土、木工作业等，反而一点都不研究。又如白兵战的刺枪，更谈不上训练。有的部队虽然也有刺枪，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枪，把枪当棍用，完全失掉他的效用。其他如炮兵等也是一样。炮兵唯一的能力是火力，但是我们的炮兵训练，只知道操炮、拖炮，对于射击、观测等重要课目，反而不研究。完全本末颠倒，这种训练有什么用呢？[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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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实际的现象，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即曾沉痛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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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训练部队，太注重呆板的形式，太注重不切实用的制式教练，每每士兵几个月不剃头洗澡，但内务不得不求整齐划一，或者持枪、打靶、跑步、前进等可以不学习，而向左转、向右转非求熟练不可。这种怪现象，在平时已经不可原谅，而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沿用这一套，不但训练士兵用这一套，就是在训练一般智识水准较高的青年学生时也还是这一套。因之我们常发现一些热情的青年，从抗战开始就投入训练班，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在“整理内务”上消耗他们的大部精力，在“向左转向右转”上又挫伤了他们的朝气，致使他们发生莫大的苦闷与反感，这就是因为一般担任军事教育者，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没有活用实际教育的能力，因而不能改变原有的训练、教育方式，以应抗战之需要。我认为训练第一要实际、要有机动性，教育也要适应抗战的实际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实用教育的意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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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一般的情形，也有例外存在，如韩汉英在赴四川“剿共”前，于贵州招得一团新兵，多无射击经验。韩当即实施机会教育，一面进剿，一面利用行军时教新兵练习射击、警戒、搜索等技能，成效良好。[81]又如1938年，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为了能立即出动作战，特别在该师订出许多单行办法，使训练速成，一是将制式教练和课堂教育减至一二星期；士兵入伍后，一律施予野外训练；变更传统作息时间，每日清晨四时半起床后，全部外出行军，除值岗卫兵，不留一人，行军距离由开始时的十里逐次增至二十里，每日往返达四十里；至野外后，先在树林中平坦地面上课一小时，所讲即系当日操作内容，而后作班、排、连对抗演习，或一方攻击前进；中午休息时，下河洗澡、洗衣、晒衣、作柔软操；下午四时后，整队回营。详细动作由各团自订，师部仅规定进度而已。如此将讲堂、行军、野外、卫生等熔为一炉，加速进入战斗教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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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训部成立后，三令五申强调战技教育，成效如何，各家观察不一。1946年，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国府主席校阅国军部队后，作总讲评时表示，自军训部成立后，“对学校教育、军队教育，都特别注重战斗技术的演练与提高，近几年来学校、部队均有进步。”[83]但是第三战区军政长官顾祝同，1944年底对该战区作战人员训话时，仍强调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现在我们一般部队，对这两点都极端忽略，有的部队，甚至以为非调至后方，赋予充分的时间，不能真正实施教育训练，而事实上有了机会，他们又轻易放过，更没有抓住重点，这样，如何能期其有效呢？”[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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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授方法不良：部分干部不讲求教授方法，以致未收教育效果，如许多士兵能将蒋委员长所著《抗战手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其中的意思却一句都不懂。[85]战前有些地方部队，反而讲求教授方法，如孙连仲部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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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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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不足品质下降：抗战爆发后，干部牺牲极大，同时间所养成的下级干部，在数量上不够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又因养成期间短促，在素质上也较过去为差。由于数量的不敷供给，部队中于是出现许多由士兵行伍升任的干部，“去年的二等兵，有许多今年已升做连长了”，[87]如此军队干部的素质遂呈现普遍低落的严重现象。据估计，1937年时，一个步兵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军官出身于军校，[88]但是至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出身于军校。[89]干部素质的下降，自然不利于部队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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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内容不合潮流：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90]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在江西‘剿匪’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再拿来训练士兵。”[91]抗战初期，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92]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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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士兵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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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果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94]抗战爆发后，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素质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送一千八百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百分之六十八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二百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六十五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三十人，最后只有一百零五人被录取。[95]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在知识水准方面，根据抗战时期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96]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七，至于那些百分之二至三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作文书上士。[97]以这种智识水准的士兵，如何能够担任现代机械化的战斗？干部带兵和练兵，均感困难。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两三星期；认米突尺需两三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两三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往往需两三个月。[98]值得注意的是，国军士兵的学习能力颇高。根据盟军的观察，中国士兵接受教育能力强，如火焰喷射器，美国兵学习，需四五天始能使用；中国士兵学习，快则二日，最慢也不过四天。[99]虽然如此，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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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训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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