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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的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不过，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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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各军的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师参谋长多为中央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而且随着出身陆大者的减少，有日益低落的现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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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陆大毕业的参谋人才，能力一般较高，但是杰出的参谋人才也并非均出身陆大，抗战前的蒋方震和杨杰即不是出身陆大；抗战时期被誉为“标准参谋长”的郭寄峤，也不是陆大的毕业生。郭为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原在东北军；东北军改组后，转入唐生智部；唐失败后，至卫立煌部，[24]以参谋能力卓越，不次擢升。抗战期间，历任第一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战区副长官部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等职。历年转战各地，战绩卓著。其最著者，如1939年忻口之役，歼灭坂垣征四郎大部，使华北军事得以从容部署；1938年至1940年，扼守中条山、太行山，阻敌强渡黄河打通平汉路企图；1944年，豫西、陕东诸役，也有非凡的表现。[25]当郭担任第一战区并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期，卫立煌另兼指挥冀察战区，并负支援苏鲁战区后方补给运输之责，战区广达十省，故郭每日需阅读及处理来电五六百件或以上，至于一般公文处理，则不计其数，其忙碌情形，可以想见。每日工作时间，通常均在二十小时以上，全赖中央分发至战区经选拔几位军校毕业同学在旁日夜协助。郭在每次战役中，可以长时间不睡；工作紧张时，也可以两三方面同时使用眼、耳、口、手答对，或批公文，或口述命令。[26]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标准参谋长”的地位，绝非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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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下级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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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935年参谋本部制定的《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各级参谋需经参谋本部审核遴选，合于下列资格之一者始得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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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在国内外陆、海军大学校毕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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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在国内外陆、海、空军各专门学校毕业，及在国内外陆、海军军官学校、航空学校毕业，并任军职三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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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军官学校相当之其他军事学校修业在一年半以上，毕业后曾任军职三年以上，有参谋能力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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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担任参谋职务者，应以陆大毕业者为主，但是事实上，由于陆大教育的不发达，致使参谋人员大多出身军官学校或军事专门学校，边疆部队甚至有文学校出身者。其中除有少数优秀者外，一般均与参谋应有的水准相差甚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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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下级军官缺乏，遂急造以应部队需要，不仅将军校正式班期缩短年限、减少课目，且增设许多短期训练班，致使军官的素质无形降低，而其中一部分充任中、下级参谋职务，参谋的素质也因此降低。[29]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国军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仍有三分之一强。[30]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委员长蒋介石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31]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出身短期训练班者间亦有之，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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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和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军官，至抗战后期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如各军事机关、部队的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和特别班者所占的比例，1939年9月时为12.1％，1940年12月时为10.6％，至1944年9月时则升为19.0％。[33]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是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34]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参谋教育发达已久，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35]兵学素养要高于中国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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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参谋教育外，提升参谋素质的另一途径是从做中学习。但是国军的参谋作业也大多十分散漫。1937年3月，黄埔二期出身的刘子清奉调四十四军的政训处长。四十四军为川军刘湘属下的部队，军部驻成都，军长王缵绪。刘上任后，对军部日常运作的情形，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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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管不着部队的事，部队调到哪里去了他也不晓得。刘湘直接要掌握的是旅、团长，次之是师长；至于军长，不过给他一个官位，让他安插一些亦官亦商的亲戚和旧部，按月分领一点民脂民膏罢了。军部的办公，一张长桌，两排椅子，上午十时左右，各处主官去签个到，私人有事就走，无事便坐下来“充壳子”。慢慢从女明星谈到女戏子，再从命相学谈到生意经，以及麻雀牌与鸦片烟；有时也偶然想到国事，谈谈报纸上的消息，以及交换一点内幕新闻。下午多半是八圈麻雀，几场宴会，然后到什么太太那里去玩玩（成都私娼，每自称略有地位的某太太，以示伊之身份高贵而非娼也）。上午办公，军长多到场，且高踞主席座位，因此我每日上午都去参加，后来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也就少去了。军部那些人，不是一袭长衫，便是一套西装，少见有穿军服的。年龄大一点的，还手拿一枝长一尺以上的旱烟斗。即使参加总理纪念周，不但服装也是如此，而那根旱烟斗，也还是爱不释手，并且行礼如仪过后，到讲解遗教或工作报告时，他们也就继续抽他那未完的半节叶子烟了。他们这种生活与习惯，简直使我无法适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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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只是战前地方部队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军部队的风纪较为严明，不过敬业精神仍然不足。1934年，蒋介石在对高级将领的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由于参谋人员普遍地不能竭忠尽智，因此各级主官应勤于监督，以求命令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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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们中国的军队，就不好和外国的军队来比较。在外国做了一个营长，只要挈住纲领，比较宽闲，不必要自己亲身来做多少事了。由此推上去，做了一个大将自更不必说，只要总持大纲，无须躬亲细务，什么事情，部下替他准备好，只要他作一个最后的决定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事情，有他下面一般参谋和师、旅、团长来计划，部下的人们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按部就班切切实实做好了，所以不必待总司令再来费心说话。例如明天作战，他手下的参谋人员，今天早已将作战的计划和命令拟好了，当统帅的人，只要将地图拿出来看一下，决定采行哪一个计划就得了，无须乎再多说话。我们中国军队就不然，做部下的人，没有几个真能“竭忠尽智”实实在在替长官来计划好的。并且上面计划好的事情和发下去的命令，一般部下还不能切实照着来做。所以全靠我们当将领的人，能够勤劳监督，实事求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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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事的要求，参谋业务自然也有所改善，不过改善的程度似乎极为有限。1942年，军令部派员视察各单位参谋业务后所作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级参谋人员对委员长、总长、部长、次长的各种训示，以及军令部所颁发的各种法令、教令，少数尚能遵照奉行，大多数虽能阅读记忆，但少研究体会，虽能遵照奉行，但是奉行的程度不能彻底，更不能作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甚至有若干单位，尚不知其重要性者。这份报告并且对各种不同训词和法令遵行的情形，分别作了以下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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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级长官的训词：各级参谋能认真加以研究，并力求遵行者，仅占十之一二，能阅读了解者，约十之三四，其余率多敷衍了事，尤以低级参谋人员为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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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军令部颁发各种命令、法令：除兵站机关外，各部队均较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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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战教令及作战丛书：各参谋能悉以研究而遵行者，实属甚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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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也曾指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并且认为这是国军最大的毛病。针对这些批评，蒋介石并未反驳，反而认为应该切实接受并积极反省与改革。[39]不过成效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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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军的高级参谋和中、下级参谋，不论在学识和技能上，均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参谋相比。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对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作了以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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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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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军的一位师长在比较中、美两国参谋业务时也曾指出，中美两国典范令所示参谋责任，大致相同，[41]不过国军参谋在自动尽职和积极负责两方面，和美军相较，犹有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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