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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参谋教育外，提升参谋素质的另一途径是从做中学习。但是国军的参谋作业也大多十分散漫。1937年3月，黄埔二期出身的刘子清奉调四十四军的政训处长。四十四军为川军刘湘属下的部队，军部驻成都，军长王缵绪。刘上任后，对军部日常运作的情形，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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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管不着部队的事，部队调到哪里去了他也不晓得。刘湘直接要掌握的是旅、团长，次之是师长；至于军长，不过给他一个官位，让他安插一些亦官亦商的亲戚和旧部，按月分领一点民脂民膏罢了。军部的办公，一张长桌，两排椅子，上午十时左右，各处主官去签个到，私人有事就走，无事便坐下来“充壳子”。慢慢从女明星谈到女戏子，再从命相学谈到生意经，以及麻雀牌与鸦片烟；有时也偶然想到国事，谈谈报纸上的消息，以及交换一点内幕新闻。下午多半是八圈麻雀，几场宴会，然后到什么太太那里去玩玩（成都私娼，每自称略有地位的某太太，以示伊之身份高贵而非娼也）。上午办公，军长多到场，且高踞主席座位，因此我每日上午都去参加，后来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也就少去了。军部那些人，不是一袭长衫，便是一套西装，少见有穿军服的。年龄大一点的，还手拿一枝长一尺以上的旱烟斗。即使参加总理纪念周，不但服装也是如此，而那根旱烟斗，也还是爱不释手，并且行礼如仪过后，到讲解遗教或工作报告时，他们也就继续抽他那未完的半节叶子烟了。他们这种生活与习惯，简直使我无法适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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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只是战前地方部队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军部队的风纪较为严明，不过敬业精神仍然不足。1934年，蒋介石在对高级将领的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由于参谋人员普遍地不能竭忠尽智，因此各级主官应勤于监督，以求命令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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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们中国的军队，就不好和外国的军队来比较。在外国做了一个营长，只要挈住纲领，比较宽闲，不必要自己亲身来做多少事了。由此推上去，做了一个大将自更不必说，只要总持大纲，无须躬亲细务，什么事情，部下替他准备好，只要他作一个最后的决定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事情，有他下面一般参谋和师、旅、团长来计划，部下的人们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按部就班切切实实做好了，所以不必待总司令再来费心说话。例如明天作战，他手下的参谋人员，今天早已将作战的计划和命令拟好了，当统帅的人，只要将地图拿出来看一下，决定采行哪一个计划就得了，无须乎再多说话。我们中国军队就不然，做部下的人，没有几个真能“竭忠尽智”实实在在替长官来计划好的。并且上面计划好的事情和发下去的命令，一般部下还不能切实照着来做。所以全靠我们当将领的人，能够勤劳监督，实事求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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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事的要求，参谋业务自然也有所改善，不过改善的程度似乎极为有限。1942年，军令部派员视察各单位参谋业务后所作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级参谋人员对委员长、总长、部长、次长的各种训示，以及军令部所颁发的各种法令、教令，少数尚能遵照奉行，大多数虽能阅读记忆，但少研究体会，虽能遵照奉行，但是奉行的程度不能彻底，更不能作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甚至有若干单位，尚不知其重要性者。这份报告并且对各种不同训词和法令遵行的情形，分别作了以下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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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级长官的训词：各级参谋能认真加以研究，并力求遵行者，仅占十之一二，能阅读了解者，约十之三四，其余率多敷衍了事，尤以低级参谋人员为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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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军令部颁发各种命令、法令：除兵站机关外，各部队均较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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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战教令及作战丛书：各参谋能悉以研究而遵行者，实属甚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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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也曾指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并且认为这是国军最大的毛病。针对这些批评，蒋介石并未反驳，反而认为应该切实接受并积极反省与改革。[39]不过成效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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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军的高级参谋和中、下级参谋，不论在学识和技能上，均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参谋相比。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对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作了以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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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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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军的一位师长在比较中、美两国参谋业务时也曾指出，中美两国典范令所示参谋责任，大致相同，[41]不过国军参谋在自动尽职和积极负责两方面，和美军相较，犹有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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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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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参谋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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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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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国家的参谋人员，由于资格限制甚严，地位也极为崇高，因此无论机关、部队，参谋人员的设置均有一定的标准，和全盘人事也有完整的计划。清末以来设置参谋，既缺乏确实的统计，也没有全盘的计划，无论机关、部队，任意设置参谋，员额也无限制，[42]加以抗战爆发后，部队扩张迅速，员额更是急剧增加。据1940年底的资料显示，各部队及军事机关的额设参谋人员约6 200余员，[43]但是经军令部核备的实有参谋人员，仅有4 674员，相差之数达四分之一（见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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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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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指1940年11月30日以前业经呈报有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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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数比较图》，档号769/309，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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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有鉴于此，一方面按建军及作战上的需要，积极培育参谋人才，一方面将造就的人才，予以严格的统制，分发至各机关、部队服务，[44]不过成效十分有限。至1944年时，上校以上的参谋人员已不虞匮乏，甚至超额；中、下级参谋缺员的情况，反而日形严重（见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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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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