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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对于参谋人员任免，甚至参谋人才的储备，虽然均有详密的规定，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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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委员会对于各部队请委参谋人员，系照一般军官佐任职程序办理，上校以上者均颁给委状，中校以下者仅予备案，不另给委。事实上，参谋人员既需统制任用，其学识能力尤需较一般军官优秀，故其任职程序即不应与一般军官相同，以示崇异；而遴选之初，尤需由军令部慎重审核，以收统制的实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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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部队选用参谋，大多未经报部审核，尤其是各军、师的参谋长，每多由各战区、各部队长任意保荐，而未由军令部依照规定委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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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军参谋人员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和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二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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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现以陆大的分发作业情形为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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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陆大学员入学后，仍留原职原薪，修学期间仍照停年晋级。学员毕业后，依《陆军大学校组织法》的规定，系由校长呈请参谋本部择优任用，或送回原送机关服务。[49]不过事实上学员离开原单位已久，多半调为闲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部队变动甚大，许多学员在毕业后，已无机关、部队可返。[50]适值战时军中幕僚求过于供，陆大学员既受深造教育，自为各单位首长所重视。因此，在分发前，自委员长侍从室起，至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军政部、各战区长官、各军师长，均纷纷致电陆大，要求分发毕业学员。[51]学员入校时，阶级原仅为中、上尉，如照一般晋升，不过上尉、少校而已，然各战区司令长官，如顾祝同、薛岳、胡宗南等，均指名电调，各集团军总司令也电调若干，均给予上校参谋或科长的职位，甚至提供津贴，约其毕业后前往服务，[52]自为学员所乐于接受。相反的，有些战区（如第六战区）以原阶级调用，学员即均不愿前往；[53]甚至有被分发至军令部的陆大十六期毕业学员及参补班、特别班毕业学员，到职后不久纷纷求去的情事，[54]严重破坏了国军的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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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教育长万耀煌有鉴于此，即自第十七期入学起，将全部学员调为军令部入学附员，薪饷、服装、补给均由军令部发给，不许兼差，毕业后分发也由军令部统一办理。[55]不过似乎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陆大毕业学员于分发后，仍有若干学员计较阶级的高低、待遇的多寡，私下活动，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报到。[56]此事最后引起了委员长蒋介石的重视，下令凡是陆大学员毕业时，不发文凭，待其到分发机关、部队服务满三个月后，由分发机关、部队主管将其所任职务呈报军令部，并请发给文凭，倘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而自行活动者，即不发文凭，并取消其学籍；至于各机关、部队，也不得以较高阶级相罗致，否则一经查出，即将该主管长官予以惩办。[57]经此整顿，陆大学员在校期间接受津贴的情事，已不见再有发生，不过1943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仍再三告诫陆大学员毕业后，要遵守政府的分发调度，[58]显示出分发的问题，似乎仍未完全解决。1944年，陆大增设战术教官研究班。194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后的《陆军大学校组织法》，乃规定陆大毕业学员，除了战术研究班的学员，呈请军训部分发任用外，其余均呈由军令部分发任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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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60]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61]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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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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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参谋阶层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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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干部中，不少是出身陆大，其中许多即是由同学关系介绍而来。如1940年，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侯声自陆大特别班第四期毕业，向胡签呈介绍张汝弼、张观群、马毅志、慕中岳、梁文铁、宋质坚、佘辉庭等十余位同学，经胡宗南先任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经过考核，先后分派为各军、师参谋长。胡部驻重庆办事处长程开桩，1942年自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也曾介绍许多同期同学至胡部工作，如谢齐家任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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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即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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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串一“学系”之争。[65]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66]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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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旧属：我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军界也不例外。各机关、部队每有主官调动，参谋人员也随之更换者。如此不但影响业务的推进，同时也不符合参谋任用的规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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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即为同乡。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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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参谋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一般说来，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为主，而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事、学生的情形较多。如胡宗南集团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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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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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迁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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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参谋人员的升迁办法，和其他一般军官，并无多大不同，故在此不拟多加讨论。[71]根据抗战时期军令部的检讨，认为参谋的升迁，由于缺乏严确的考核，以至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每使优秀者不能才尽其用，次焉者反得滥竽充数，于是参谋服务的热忱自然降低，而能力也自然日趋衰颓。[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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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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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应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必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73]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74]（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屑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许多人则认为是明升暗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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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国军开始强化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于是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而各级指挥官也渐能了解参谋的重要性。因此至抗战后期，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指挥官或参谋官，已多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此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而“直线”晋升，则是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或是由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直升。前者有学识而缺乏实际经验，后者则有经验而缺乏军事学识。[76]抗战后期，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始实施有限度的互调，[77]但是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成果极为有限。[78]经历调任既无法按时举行，遂养成参谋和主官各成平行直线式的升级，任免，待遇各趋一途，于是参谋几成专业，其学识经验既偏于一隅，其地位则总居僚属，终致国军殊少幕僚、主官兼备的全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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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职期调任：在一个单位过久，易生惰性，即平日的教育、纪律，也将逐渐松懈，其部属也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而少奋发新兴之气；长官与其部属相处日久，更易产生私家军队的流弊。因此任何一个健全的军队，无不有职期调任的制度，如日本的军、师长，自抗战爆发后，仍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军、师长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二年以上者。[80]根据国军军官佐任职规定，军官佐任同一职务未满一年者，除特殊原因外，不予调任；满三年以上者，除有必须留任之原因外，应予调任。[81]但是由于作战及事实上的种种困难，也未能实施。1942年，军令部在一次视察中，即发现某些部队的参谋，有调职过速或连续任参谋七八年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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