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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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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参谋阶层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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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干部中，不少是出身陆大，其中许多即是由同学关系介绍而来。如1940年，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侯声自陆大特别班第四期毕业，向胡签呈介绍张汝弼、张观群、马毅志、慕中岳、梁文铁、宋质坚、佘辉庭等十余位同学，经胡宗南先任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经过考核，先后分派为各军、师参谋长。胡部驻重庆办事处长程开桩，1942年自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也曾介绍许多同期同学至胡部工作，如谢齐家任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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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即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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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串一“学系”之争。[65]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66]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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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旧属：我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军界也不例外。各机关、部队每有主官调动，参谋人员也随之更换者。如此不但影响业务的推进，同时也不符合参谋任用的规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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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即为同乡。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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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参谋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一般说来，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为主，而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事、学生的情形较多。如胡宗南集团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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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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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迁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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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参谋人员的升迁办法，和其他一般军官，并无多大不同，故在此不拟多加讨论。[71]根据抗战时期军令部的检讨，认为参谋的升迁，由于缺乏严确的考核，以至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每使优秀者不能才尽其用，次焉者反得滥竽充数，于是参谋服务的热忱自然降低，而能力也自然日趋衰颓。[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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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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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应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必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73]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74]（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屑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许多人则认为是明升暗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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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国军开始强化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于是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而各级指挥官也渐能了解参谋的重要性。因此至抗战后期，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指挥官或参谋官，已多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此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而“直线”晋升，则是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或是由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直升。前者有学识而缺乏实际经验，后者则有经验而缺乏军事学识。[76]抗战后期，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始实施有限度的互调，[77]但是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成果极为有限。[78]经历调任既无法按时举行，遂养成参谋和主官各成平行直线式的升级，任免，待遇各趋一途，于是参谋几成专业，其学识经验既偏于一隅，其地位则总居僚属，终致国军殊少幕僚、主官兼备的全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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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职期调任：在一个单位过久，易生惰性，即平日的教育、纪律，也将逐渐松懈，其部属也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而少奋发新兴之气；长官与其部属相处日久，更易产生私家军队的流弊。因此任何一个健全的军队，无不有职期调任的制度，如日本的军、师长，自抗战爆发后，仍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军、师长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二年以上者。[80]根据国军军官佐任职规定，军官佐任同一职务未满一年者，除特殊原因外，不予调任；满三年以上者，除有必须留任之原因外，应予调任。[81]但是由于作战及事实上的种种困难，也未能实施。1942年，军令部在一次视察中，即发现某些部队的参谋，有调职过速或连续任参谋七八年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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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四 参谋在军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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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英国著名的兵学家富勒（J.F C.Fuller）曾在《兵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一书中指出，直至最近以前，战争的胜负通常决定于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统帅伤亡或是被俘之时，因为通常都是统帅自己一个人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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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变得日趋复杂，开始需要有专业化参谋的协助。拿破仑作战时，他通常是自己制订作战计划，然后让侍从的顾问骑马到山上观测战场地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将领们则通常是在火线后方的司令部中研读地图，然后利用电话和汽车下达命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区指挥官手下的参谋人数更多，分工也更细。战场的范围，由地面扩大为陆、海、空三面；高级指挥官通常在远离战地的司令部中做成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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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虽然是近代西方指挥官角色的演变，但是同时也是参谋兴起的过程。近代中国，由于技术条件的落后和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得此一过程的发展，较西方为缓慢。直至抗战以前，军中选拔部队长，多偏重天才，或重作战经验。[84]作战时，由于事务简单，指挥官一人之力已足付，对于幕僚，视如军事秘书，仅盼其能起草命令、报告，绘制图表，有为军官多不屑为，甚至非军人也滥竽其间。[85]因此，参谋人员在军中的地位低落，如一位高级将领即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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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指带兵的军官］最恨的是司令部里头的参谋人员，他们说：“咱们拼死命去打仗，打出这个江山来，你们这些鸟参谋有啥用处？要你来管闲事，讨厌得很！”所以参谋们奉令到前线侦察的时候，是很苦、很苦的，路上走着，没人理会，虽然低声下气地问，也要被他们轻视。参谋带子、大学徽章，他们是看不起的啊！[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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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各级指挥官多依内战经验指导作战，缺乏绵密的计划，或根本没有计划，遑论巧妙运用。事实上，应由指挥官决定方针，参谋根据最有效的部署制定计划，然后再照计划，下达命令，因时制宜，方能常立于主动地位，达成任务，绝不能以全部计划交于部下，失去活用余地。[87]国军在屡受重创后，才感受到兵学素养的重要。陆大毕业军官，由于均受过参谋训练，以及师、军和大兵团战术的陶冶，因此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各方延揽的对象。[88]但是多数的部队长自视颇高，所希望的参谋人才，并非需有高深的战术修养和参谋作为，而是“绍兴师爷”型的参谋，既要听话，又要能干。不要过问经理，也不要参与人事业务。[89]只要拟订计划，草拟演习想定，报告作战消耗，记述要报、详报为已足。如能报败为胜，化无为有，更能获得重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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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级参谋长，负有辅佐长官，拟定及督促计划与命令实施的重要任务，和主官的关系密切。但是主官限于积习，在指挥运用及作战要求上，初期尚难完全水乳，以致纠纷频传，有的是主官不尊重参谋长的地位和意见，认为其不称职时，不呈请军令部核办，即自行将其撤换；也有的是参谋长所见和主官不同，即遽行求去，潜回后方。由于纠纷不断，甚至促使委员长蒋介石亲自电令各机关、部队主官及参谋长，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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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查有少数主官与幕僚长意志不一，互相猜忌，而幕僚长亦有不尽职责，潜回后方者。似此情形，于抗战前途影响甚巨，亟应纠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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