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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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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1932年于达在担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参谋长之前，前往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处请益。周向于表示：“参谋长和主管搞不好，一为人事，二为经理问题（钱的问题），这两个你不要管，没有搞不好的。”参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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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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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3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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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7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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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本期同学联合写作：《第十四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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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Hsi-sheng Ch’i,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in James C.Hsiung 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N.Y.: M.E.Sharpe, 1992,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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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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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所属各部会应即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46页。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即已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参阅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编《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编者印行，1943，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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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有关德国的参谋制度，详见W.Goerlite,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1657-1945, New York,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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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John M.Nolen, “JCS Reform and the Lessons of German History,” Parameters 14：3（1984），pp.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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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Martin van Creveld, 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 Westport, 1982,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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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Boyd L.Dastrug, Th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A Centennial History, Manhattan, Kansas, 1982,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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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van Creveld, Fighting Power, pp.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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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John McAuley Palmer, America in Arm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S.with Military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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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姚光兴：《第十九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96页。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幕僚长制，即脱胎于军中的参谋长制，参阅蒋介石：《建设基本工作——行政三联制大纲》，《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6，第136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5，第92—93页。学者钱端升则认为幕僚长的观念来自军中的参谋长和督抚衙门中的吏员。参阅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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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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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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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五章 军队中的蒋介石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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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1]晚近中外学界对于蒋颁布手令的看法，大致说来不外两种：第一种（以Lloyd E.Eastman为代表）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是破坏体制的表现。[2]第二种（以黄仁宇为代表）则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乃是其“人身政治”的延长，企图以士气、人心取代制度。“只有经过他（指蒋）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派得过去。”[3]以上两种说法，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均认为蒋施行人治，未能尊重制度；第二，均将手令等同于越级指挥；第三，均忽略了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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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查阅过2000余件收藏于台海两岸的蒋氏手令后，发现以上三点均有可以质疑或修正之处：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第二，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苦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凡此种种，均显示蒋的手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影响，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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