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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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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施有仁：《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入川经过》，《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63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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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故有人讽刺第四军为“薛家军”。参阅罗平野：《镇江江防第四军的覆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672页。作者曾任第四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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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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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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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蒋委员长致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转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各军师团长等所属奋起争取胜利电示》，《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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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局外人：《从襄阳失陷说到康泽被俘》，《春秋》（香港）第101期，1961年9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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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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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蒋委员长致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之处置电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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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赖慧鹏：《台儿庄之战和徐州突围亲历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4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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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这则趣事，后来更为Barbara W.Tuchman的畅销著作引用。参阅Tuchman, 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o.，1970,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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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鲍志鸿：《抗战后期的豫湘桂战役——在军统局的所见所闻》，《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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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民政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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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例如有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要他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研究，将李玉堂的部队抽出一个师填补某地。隔了约2小时，蒋又电陈，要他将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某地。陈诚两次接到蒋的电令，均按兵不动，直到晚间才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林表示蒋仍未下达最后决心。次日，蒋果然直接打电话给薛岳，表示李玉堂的部队暂时不要调动。详见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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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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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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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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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杨伯涛：《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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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六章 中央与地方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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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之间的关系，在抗战爆发前后有所不同。在战前的十年，地方军系的势力逐渐衰微，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统筹大局，对于过去曾反抗中央的各军系领袖，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派充战区司令长官，毫无歧视；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更予以种种实质的支持。如抗战爆发后，云南龙云答应先出一军部队，中央给予第六十军的番号，[1]以卢汉为军长。中央为了协助此一部队，乃调集六十军团长以上军官至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派卢汉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对六十军的经费，逾格批准，并同意将六十军编为特种军编制，发给军部特别费10万元（后来在台儿庄，又补送3万元）；所有三师的人事、经费，统由军部统筹办理。此外，又给六十军补充了500支德造二十响手枪，配弹每支300发；三号左轮枪300支，配弹每支200发。[2]徐州撤守后，蒋介石电召龙云至武汉，盼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同意了，蒋甚为高兴，并于龙返滇前表示，已令戴笠撤回在滇工作人员，[3]以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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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此种开诚布公的政策下，各派系部队也都能够泯除畛域，与中央军并肩作战，战斗力容有差异，但是每多能服从指挥。不过，地方军系（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区），虽然也有派军队赴前线作战的壮举，但派遣的毕竟只是部分的军队，仍然留下大部分的军队以求自保。战争爆发后，中央能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4]中央和地方军系，或军系与军系之间，仍不能说毫无芥蒂。[5]上海一役，中央军的精锐消耗殆尽，国民政府也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以后，国民政府的权威减弱，转需仰仗地方军系的鼻息。至1939年冬季时，地方军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系领袖目无中央的骄纵心态，无怪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时，只有少数部队认真执行，多数的战区或按兵不动，或仅略作姿态即止，使得整个攻势不得不草草收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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