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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蒋委员长致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转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各军师团长等所属奋起争取胜利电示》，《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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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局外人：《从襄阳失陷说到康泽被俘》，《春秋》（香港）第101期，1961年9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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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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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蒋委员长致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之处置电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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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赖慧鹏：《台儿庄之战和徐州突围亲历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4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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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这则趣事，后来更为Barbara W.Tuchman的畅销著作引用。参阅Tuchman, 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o.，1970,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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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鲍志鸿：《抗战后期的豫湘桂战役——在军统局的所见所闻》，《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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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民政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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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例如有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要他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研究，将李玉堂的部队抽出一个师填补某地。隔了约2小时，蒋又电陈，要他将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某地。陈诚两次接到蒋的电令，均按兵不动，直到晚间才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林表示蒋仍未下达最后决心。次日，蒋果然直接打电话给薛岳，表示李玉堂的部队暂时不要调动。详见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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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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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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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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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杨伯涛：《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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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六章 中央与地方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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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之间的关系，在抗战爆发前后有所不同。在战前的十年，地方军系的势力逐渐衰微，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统筹大局，对于过去曾反抗中央的各军系领袖，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派充战区司令长官，毫无歧视；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更予以种种实质的支持。如抗战爆发后，云南龙云答应先出一军部队，中央给予第六十军的番号，[1]以卢汉为军长。中央为了协助此一部队，乃调集六十军团长以上军官至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派卢汉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对六十军的经费，逾格批准，并同意将六十军编为特种军编制，发给军部特别费10万元（后来在台儿庄，又补送3万元）；所有三师的人事、经费，统由军部统筹办理。此外，又给六十军补充了500支德造二十响手枪，配弹每支300发；三号左轮枪300支，配弹每支200发。[2]徐州撤守后，蒋介石电召龙云至武汉，盼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同意了，蒋甚为高兴，并于龙返滇前表示，已令戴笠撤回在滇工作人员，[3]以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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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此种开诚布公的政策下，各派系部队也都能够泯除畛域，与中央军并肩作战，战斗力容有差异，但是每多能服从指挥。不过，地方军系（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区），虽然也有派军队赴前线作战的壮举，但派遣的毕竟只是部分的军队，仍然留下大部分的军队以求自保。战争爆发后，中央能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4]中央和地方军系，或军系与军系之间，仍不能说毫无芥蒂。[5]上海一役，中央军的精锐消耗殆尽，国民政府也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以后，国民政府的权威减弱，转需仰仗地方军系的鼻息。至1939年冬季时，地方军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系领袖目无中央的骄纵心态，无怪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时，只有少数部队认真执行，多数的战区或按兵不动，或仅略作姿态即止，使得整个攻势不得不草草收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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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中央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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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逐渐修改其对华政策，强调占领区的发展，对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不再大举进犯，战局陷入胶着状态。政府眼见战争似乎在短期间内无法结束，加上一些地方部队的作战表现不佳，遂有意开始对地方势力继续推行战前的中央化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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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那些对日作战不力，甚至缺乏抗战决心的地方部队，不予充分的整补。军队未能整补，战斗力即越差，也就越不能有所表现，如此恶性循环，自然逐渐淘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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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遣黄埔出身的干部至各地方部队。此种行动，在战前即已展开，如徐源泉原属直鲁联军，北伐时输诚中央，1929年升为第十军军长，直至中原大战时，中央均未派任军官至其部队。1934年，剿徐向前部，中央开始陆续派人进去，先是政工人员及副主官（如副团长、副营长）之类，其部属丁治磐1936年自陆大毕业后，任第十军参谋长，此时第十军已完全中央化，因此黄埔毕业生不但不再需中央硬派，反而成为争取的对象，各部队均希望中央能多分发一些。[8]又如川军，中央直至其出川抗战后，才派遣政工人员至各单位——连、营派有政训员，团部设政训室，所以上设政训处，并加派联络参谋。这些机构和人员负责考查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随时向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告。[9]一些生活腐化、缺乏朝气的地方部队在中央化之后，每能重振士气，提高战力。如第二十六师前身为川军郭汝栋的部队，组成分子以川人为多，地方色彩浓厚，十分排外，直至1937年始请中央派遣军校学员生到军任用，且并未任其担任带兵职务，仅负责幕僚业务。1939年5月，师长刘雨卿（四川三台人，行伍出身，1932年始入中央军校高校班受训）调升第二十九军军长，其职务由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刘广济接任。时二十六师正驻守南昌南面，担任第一线作战部队，沿抚河担任防务。刘广济到职后，即大事整顿部队，对内将年龄较大、生活腐化的部队长撤换，拔擢在师部任参谋的军校十、十一期毕业生担任营长，又向外吸收军校十、十一、十二期的年轻干部，整饬军纪，加强训练，因此到任不久，部队即士气显著提高，战力也有所增强。[10]又如战前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湖南宁乡人，保定二期），下辖有第八、第二十四两个师，原属湖南部队系统。1938年，七十六军编归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后不久，胡即报经军委会核准，将第一军（胡的基本部队）军长李铁军和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李一到七十六军，即更换大批干部，以资遣、调职、受训等方法，使之离开部队，而新去的干部，则多自第一军调去。如此不到一年，第七十六军即已完全中央化。[11]但是也有的部队中央化以后，在人事上并未大规模地更换，仅略有调整而已，如抗战后期赵桂森（黄埔六期及陆大毕业）至西北军系统的二十师任师长时，单身赴任。该师干部多系行伍出身，经赵渐次考察，分别因材器使，结果全师未调开一人，而训练、作战与士气，均颇有进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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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收编或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为何成濬，通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有的是他经手收编，有的部队收编后仍归他指挥。他指挥得比较久的部队有王金钰军（后易为上官云相）、徐源泉军、萧之楚军、魏益三师、刘荣春师（后易为郝梦龄）、刘桂堂师、李宗鉴旅、张连三旅、薛预屏旅等。经何拉拢，一度交何指挥过的部队，则有范石生部、杨虎城部、张万信师、郭汝栋师、谢冰师、容景芳师、罗启疆旅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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