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18151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只看到了任用私人的现象和“关系”的重要性，却未深入探究其原因。事实上，当时中国仍是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尚未建立起商业体制。大凡商业社会，其中各种因素均可自由交换，相互取代。而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50]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环境艰苦时），国军的待遇微薄，营养不良，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而在战场上居然能将日军拖垮，所依靠的除了民族大义外，就只有官兵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蒋介石除了组织各种训练团队，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尚需要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均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51]一位中级军官在其回忆录中，即不认为讲关系有何不对：“其实一个团体，不论单位大小，同事、长属之间，无不讲求关系，任何事理沟通，也要讲求关系，有关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发挥力量。”[52]既然如此，主管自然希望能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事，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无怪乎所有教导军官如何带兵的书籍和文章，大多建议干部要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53]相反的，如果一个部队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孙连仲即认为地方部队每经改编，半年内均无法恢复原有的战力。[54]又如汤恩伯在抗战期间，能够驰骋南北打硬仗，乃是靠他亲自督练的基本部队，可以指挥自如。战后全国部队整编，汤部的基本部队被削弱，在临沂战役、京沪保卫战中与中共军队作战，所指挥的都是临时抽调合并的部队，因此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抗战英名，付诸流水。[55]如果此一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所引起的震撼更大，如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一文职，不愿带兵前去，拟将所部交出，盼能借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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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3 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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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5 国军的人事，虽然深受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北洋时期并无二致，但是国军和北洋部队，毕竟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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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7 第一，国军军官阶层的素质较高。北洋时期行伍出身的干部，只要平时能叫口令，整理队伍，战时能杀敌喊冲锋即可，不需要有什么学识，甚至地图的南北也不会分，一个大字也不识。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干部，则大多受过军官教育，各种典范令、教程，均能传诵，参谋业务、作战指挥，均能运用，且历经现代战争的洗礼，虽然军事科学方面的知识尚感缺乏，新兵器的运用及因兵器性能改变所引起的战术问题，缺乏研究，[58]但是一般说来，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较北洋时期为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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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9 第二，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一般说来，国军（尤其是中央军）的干部来源，以分发和业缘为主，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用人范围越宽广，干部素质则越高，任用私人的弊病也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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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1 第三，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抗战期间，国军部队历经巨幅的变动，在扩编、混编及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学生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的接班部署。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埔教育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脱离旧式军阀的窠臼，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59]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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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3 最后，再试将国军与中共军队的人事制度作一比较。两者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相似，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如国军，领导阶层的现代军事知识也不如国军，但是他们的组织严密，研究、学习动机强烈。1949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该院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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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5 他们实在没有好的武器，和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是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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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7 共军的研究、学习动机，何以会比国军强烈？明显和其人事制度有关。1951年10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即曾明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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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9 就拿在大陆剿匪战事说：我们的装备很好，大炮、坦克、飞机，都很多，匪军样样赶不上我们，但是匪军的人事处理得比我们好，便打了胜仗。可见人事制度之良窳，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能忽视了人事和胜败关系。我们在大陆失败，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美援装备才失败，老实讲：还是失败于人事制度未成立，人事运用不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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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71 共军的人事制度，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62]这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63]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在升迁制度上，对干部的晋升，概归部队直属的上一级提名拔擢，经由党委的逐级审查考核，再送由干部管理单位办理，彻底实行以党领军的人事制度。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64]在奖惩制度上，赏罚命令公布前，让士兵参与讨论，借以增加其向心力。[65]又利用一般人爱好虚荣的心理弱点，发起种种“立功运动”，激励官兵的竞争向上；通过不断的整肃，遏阻军队腐化的倾向。用胁迫的方式使乡间的富户、地主捐献参军费，用之于补偿军属，以安军心。如此，共军人事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共军的体制，也因而和国军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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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73 [1]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5页；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09页；白肇学：《六十军编成和参加鲁南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页。军统人员邱开基在促成龙云出兵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阅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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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75 [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第6辑，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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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77 [3]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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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79 [4]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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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81 [5]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期，1987年元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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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83 [6]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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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85 [7]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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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87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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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89 [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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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91 [10]刘雨卿：《生活回忆》，第17页；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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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93 [11]陶峙岳：《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0页；李铁军：《往事如新》，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87页；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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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95 [12]赵桂森：《新的服务精神与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央训练团运输人员集训班训练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1948，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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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97 [1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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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99 [14]钟德灿：《一个起义将军的路——记陈明仁将军》，第227—229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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