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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黄仁宇：《从烤面包说起》，《中国时报》，199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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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闻钟：《民主政治的人事行政》，《中国评论》第3期，1947年9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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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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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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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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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戴坚：《中美兵学通论》，世界兵学社，1945，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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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孙连仲：《孙连仲先生访问纪录》，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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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24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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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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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Andr é Corvisier,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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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袁守谦：《建军导报复刊以后》，《建军导报》第1卷第1期，1944年7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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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蒋永敬：《黄埔军校创办的时代意义与背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编者印行，1984，第61页；蒋永敬：《黄埔建军》，“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2章第2节，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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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下）》，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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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二讲）》，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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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国民政府所辖的县、乡自卫队，则虚而不实，省保安队人数不多，正规部队却有三百余师，是立锥式的组织，兵力无从升补。参阅戴高翔：《不堪回首话农村》，《高翔文存》，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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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详见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86. 国民政府的征兵，则大多采取随征随用的方式，常无暇充分训练却派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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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国防部”史政局编《朱毛匪军事综合研究》，台北：编者印行，1958，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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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947年6月，总统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国军的会议，不重视士兵的参与：“每师、旅、团、营、连，经过一次战役之后，何人该赏，何人该罚，在赏罚命令公布之前，主官应该召集政工人员和士兵代表，征询意见，让他们公开批评，以昭公允。我们军队过去的恶习是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一切都是主官独断专行。‘共匪’便不如此，他们除了指挥以外，大多数的事都要经过士兵的讨论，会议时政工人员而且竭力奖励士兵开口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共匪’的‘战斗手册’中指出提高士气和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说，‘须发动战士、鼓励战士，提倡人人开口，互相鼓励’。我们则处处怕士兵过问，惟恐士兵提出意见。尤其是军队赏罚，都由长官独断，甚至凭长官个人的好恶来施行赏罚。如此，当然不能使人心服。其实我们的士兵都是愿望很低，心地纯良，只要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你能真正择纳他的意见，那他就一定和你们同生共死，不但不愿意逃跑，就是要强迫他离开你们，也是不会干的。”参阅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第260—261页。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一如黄埔一期的邓文仪即曾指出，当时黄埔学生党员对党的活动及小组会议，均积极参加，尽量做到要求全校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致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责成整顿党务函中，也曾说过：“在此休战期间，赶紧先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济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环境决不至如此之暗无天日也。”参阅邓文仪：《报国从军记》，第50页；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第4—5页。根据黄埔三期宋瑞珂的回忆，“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时所提倡，严重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任师长时所实行，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倡导的“三大公开”在部队中实行，获得相当良好的效果。参阅宋瑞珂：《陈诚及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页；谈瀛：《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76页。虽然如此，直至1949年3月，“人事公开”仍被行政院列为军事方面的施政方针之一，遑论让士兵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参阅何应钦：《行政院施政方针——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在立法院报告》，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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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七章 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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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军政领袖，几乎无不重视幕僚的作用。民国时期，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各军政领袖为了击退对手，在政争中取得胜利，自然也不例外地会在各方延聘智谋之士作为幕僚。在混乱的政局中，谁的幕僚群较强，谁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各种类型的幕僚中，又以沟通型幕僚最为重要，他们平时沟通内外各党各派，危机时甚至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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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一重要课题，在过去学界的相关著作中，均仅略微提及，[1]尚缺乏专题性的研究。本章试图利用近年公布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日记、回忆录、《文史资料》、报刊文字等资料，分析民国时期各军政领袖对于沟通型幕僚的运用、运用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以何成濬为例加以观察，最后并对沟通型幕僚在民国历史上的意义，略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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