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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孙连仲：《孙连仲先生访问纪录》，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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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24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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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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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Andr é Corvisier,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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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袁守谦：《建军导报复刊以后》，《建军导报》第1卷第1期，1944年7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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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蒋永敬：《黄埔军校创办的时代意义与背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编者印行，1984，第61页；蒋永敬：《黄埔建军》，“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2章第2节，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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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下）》，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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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二讲）》，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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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国民政府所辖的县、乡自卫队，则虚而不实，省保安队人数不多，正规部队却有三百余师，是立锥式的组织，兵力无从升补。参阅戴高翔：《不堪回首话农村》，《高翔文存》，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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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详见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86. 国民政府的征兵，则大多采取随征随用的方式，常无暇充分训练却派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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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国防部”史政局编《朱毛匪军事综合研究》，台北：编者印行，1958，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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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947年6月，总统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国军的会议，不重视士兵的参与：“每师、旅、团、营、连，经过一次战役之后，何人该赏，何人该罚，在赏罚命令公布之前，主官应该召集政工人员和士兵代表，征询意见，让他们公开批评，以昭公允。我们军队过去的恶习是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一切都是主官独断专行。‘共匪’便不如此，他们除了指挥以外，大多数的事都要经过士兵的讨论，会议时政工人员而且竭力奖励士兵开口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共匪’的‘战斗手册’中指出提高士气和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说，‘须发动战士、鼓励战士，提倡人人开口，互相鼓励’。我们则处处怕士兵过问，惟恐士兵提出意见。尤其是军队赏罚，都由长官独断，甚至凭长官个人的好恶来施行赏罚。如此，当然不能使人心服。其实我们的士兵都是愿望很低，心地纯良，只要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你能真正择纳他的意见，那他就一定和你们同生共死，不但不愿意逃跑，就是要强迫他离开你们，也是不会干的。”参阅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第260—261页。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一如黄埔一期的邓文仪即曾指出，当时黄埔学生党员对党的活动及小组会议，均积极参加，尽量做到要求全校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致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责成整顿党务函中，也曾说过：“在此休战期间，赶紧先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济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环境决不至如此之暗无天日也。”参阅邓文仪：《报国从军记》，第50页；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第4—5页。根据黄埔三期宋瑞珂的回忆，“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时所提倡，严重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任师长时所实行，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倡导的“三大公开”在部队中实行，获得相当良好的效果。参阅宋瑞珂：《陈诚及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页；谈瀛：《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76页。虽然如此，直至1949年3月，“人事公开”仍被行政院列为军事方面的施政方针之一，遑论让士兵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参阅何应钦：《行政院施政方针——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在立法院报告》，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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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七章 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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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军政领袖，几乎无不重视幕僚的作用。民国时期，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各军政领袖为了击退对手，在政争中取得胜利，自然也不例外地会在各方延聘智谋之士作为幕僚。在混乱的政局中，谁的幕僚群较强，谁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各种类型的幕僚中，又以沟通型幕僚最为重要，他们平时沟通内外各党各派，危机时甚至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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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一重要课题，在过去学界的相关著作中，均仅略微提及，[1]尚缺乏专题性的研究。本章试图利用近年公布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日记、回忆录、《文史资料》、报刊文字等资料，分析民国时期各军政领袖对于沟通型幕僚的运用、运用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以何成濬为例加以观察，最后并对沟通型幕僚在民国历史上的意义，略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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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沟通型幕僚的身份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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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北京所建立的政权，可以说是民国政坛上的第一个大一统政府。不过此一政府虽然名曰“共和”，其实是袁世凯逐步实施独裁统治的机器。不料，袁氏政权仅维持了两年多，即告瓦解。随即而来的北洋时期，北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若干派系的结盟，各派系即将自己的幕僚安置于关键的位置，作为协调的工具。如直皖合作时，直系的王克敏、皖系的曾毓雋，即各自代表其派系领袖冯国璋和段祺瑞，先后于内阁中策划，目的在于维护派系在中央的利益，而非中央本身的统一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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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政权的巩固，幕僚的协调又逐渐回复至以巩固中央为目的。当时国民政府的体制，和袁世凯时期相较，殊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程度已大为提高。除了党、政、军各部门之间需要协调外，各派系之间的协调，中央与各地方军系之间的协调，均十分重要，因此必须仰仗能干的幕僚。例如蒋介石虽然是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但是各个政治分会主席均为各军系的领袖，各自盘踞一方。蒋遂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回应。对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蒋请出党国元老邵元冲任其分会秘书长；对于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蒋请出吴忠信作为中央与桂系之间的桥梁；对于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和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蒋则让何成濬以总参议的名义居间协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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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高层的人事安排上，蒋也十分重视幕僚的运用。以1928年国民政府的组成为例，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为专供摆设之用，副院长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立法院正、副院长为党国元老胡汉民和林森：司法院院长为法界耆宿王宠惠，副院长为革命元勋张继；考试院院长为“理论家”戴季陶，副院长为“太子派”孙科；监察院院长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为CC系的领袖陈果夫。行政院之下的第一部——内政部，由晋军领袖阎锡山出掌，粤系的李济深和桂系的李宗仁，分别担任参谋总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为了使此一由各派系拼凑而成的政府能够顺利运作，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为参军长，[3]负责中央与各地方军系之间的协调；以古应芬为文官长，负责蒋、胡之间的协调；又以吴铁城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秘书长，负责党内的协调。此外，对于军方内部的协调，则由林蔚、钱大钧、张治中等人负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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