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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已逼近国民党政府南迁后的“首都”广州时，“代总统”李宗仁找到蒋介石，同他做了平生最后一次谈话，开始便愤慨地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李宗仁回忆录》第七十章（三））80年代台湾出版了蒋经国当年的日记——《存亡危急之秋》，其中1949年1月22日的日记曾这样记述蒋介石“下野”当天的一段话：“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这倒是惨败之余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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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二十年”而对改善人民生活“毫未著手”的统治者，怎能不招致人民的反对？蒋介石退到台湾后，在其1950年7月18日发表的《本党改造案之说明》中，也宣称“我们同志人人都认定四年来反共战争的失败是政府没有实行民生主义”。可是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实行民生主义呢？蒋介石却难以解释。其实，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已经在中国大陆上做了最清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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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当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饥饿死亡，面临着最严重的民生问题时，蒋、宋、孔、陈等官僚资本集团却聚敛了数量惊人的财富。如抗日战争时宋美龄到美国请求援助，声称中国政府抗战无钱，然而美国媒体报道她一次上街购物的开销便达100万美元，宋子文、孔祥熙在纽约的豪宅更是价值巨万。这些官僚资本家是如何致富的呢？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痛骂过他们赚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特权赚的“猪狗畜生钱”。例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立即要求沦陷区的老百姓都将手中的汪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兑换成国民政府通用的法币，兑换情况正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刚胜利时，沦陷区中的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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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接收大员们的“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条子、婊子、票子）还可以推诿到接收人员的个人品质上，那么政府“二百比一”的政策则正是整个官僚资本集团利用政府的特权对亿万人民赤裸裸的公开掠夺。面对着这样残酷的剥削掠夺和巨大的贫富悬殊，广大人民怎能不仇恨满腔！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一时被多数老百姓骂为“刮民党”。李宗仁对此也承认：“当国事者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李宗仁回忆录》第七十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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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是骄奢淫逸，在共产党方面却是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虽然也犯过许多错误，经历过不少曲折，可是却终始是以廉洁奉公的勤奋形象出现在国内外公众面前的。1940年，海外最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庚回国考察后曾向海内外宣布，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再如美国政府派到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如史迪威、马歇尔等，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也都承认共产党的廉洁和国民党的腐化。代表新兴革命力量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响着广大人民，一方面又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自然就会在中国大地上掀起那样一场震撼世界的阶级斗争的浩荡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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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和到台湾后，进行反共宣传时总不忘大骂共产党领导的“清算斗争”，这确实是道出了自己的痛处。事实上，正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人心丧尽，对人民有太多的欠账害怕清算，因而广大人民一经共产党人启发了觉悟，千百万农民就能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的旗帜发动下起来，在中国大地上才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阶级战争的场面；就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半也走上街头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之中；甚至还有许多民族资本家因为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国垄断资本来压迫民族工商业，也站到反蒋的统一战线一边，以至于宋子文曾发出“资本家而拥护共产党这真是世界奇闻”的感叹。了解了这些，人们就能知道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不是什么人为制造的无谓的“窝里斗”，也就能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在人民支前大军支援下，官兵一致一往无前；而国民党的军队为什么上下离心，在中国大陆上土崩瓦解。在装备上、军队数量上曾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为什么在为时仅三年的内战中就败退到几个海岛上去，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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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解放标志着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但是逃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权出于被推翻的阶级仇恨，在很长时间内还妄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来“反攻大陆”，美国也乘此机会插手中国内政。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也曾经准备以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驱逐美国侵略势力，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因此双方的战争在台湾海峡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金门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某些其他原因，一度成为国共之间的斗争焦点，人民解放军在金门和其他岛屿进行的登陆作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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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大陆上的社会阶级关系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国民党也已由全国的执政党变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也与过去大不相同。在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和国共双方利益的前提下，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又逐渐具备了可能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可是台湾当局却长期顽固拒绝和平谈判，并且不顾民族大义，想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国共内战之中。为了在新形势下打击分裂祖国的阴谋，驱逐外国侵略势力，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炮击金门，以后又以打打停停的斗争形式，演出了一场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的作战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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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毛泽东主席决定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许多人对这种奇特的军事行动感到惊异：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打法！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是一项维护民族大义的富有远见的决策。通过1958年的炮击金门，国共之间持续几十年的战争不仅在事实上停顿下来，而且象征性的炮击也成了双方独特的对话形式。同时，经过中国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坚持原则并不懈努力，美国武装力量在1979年中美建交的同时也全部撤出了台湾海峡。在此基础上，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逐渐得到缓和，这为后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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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往来日益增多，“三通”也逐步实现。可是由于台湾当局仍然不想消除祖国分裂的“台独”局面，“台独”势力更是借助外国插手继续猖狂活动，祖国大陆方面不能不继续进行反“台独”的军事斗争准备。不过，统一祖国毕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对着现实和未来，我们回顾历史，也更加怀念那些在金门乃至整个东南沿海作战中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的同志。而祖国的统一大业的最后实现，则是对这些同志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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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第一章 解放军向福建沿海的胜利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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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日子。自1948年秋冬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场上被歼灭和被围困以后，国民党政府立即陷入了四分五裂，几近于瓦解的状态之中。在1949年春天的解放军渡江战役完成后，中央军委便下令进军福建，这种超出预想的胜利，使当时的南下部队都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并普遍认为横扫残敌已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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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解放军的凯歌行进和国民党退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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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崩溃速度之快，确实是超出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所有党派和世界上各国政府的预料之外的。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尤其是蒋介石嫡系的实力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经过1946年的“整编”后，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还拥有248个师（旅），总计达400余万人的兵力（按陈诚的报告是430万人，事实上许多部队长官为多领饷而留有空额）。经过美国的大力武装，蒋介石还建立起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军和海军，陆军也有13个军完全美械化，6个军半美械化，占国民党军正规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国民党正规军的二百多个师中，有一半已经实现了蒋介石的嫡系化，嫡系部队掌握了绝大部分美械装备，其余的杂牌军也大都已被中央军严密控制和掌握。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内部那些敢于拥兵同蒋介石对抗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新军阀势力，这时也全都听命于蒋记中央，再不敢起兵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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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着这些军事资本和国民党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于1946年夏季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于同年底宣称要“于一年之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可是无情的历史是，国民党军的一切美械精锐部队反而很快被彻底消灭。两三年前刚刚从大后方赶回南京发“劫收”财的国民党大员们一场“金陵春梦”还未做完，就急忙准备逃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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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从来抱定了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但是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快也是出乎预料的。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曾一度设想可以通过“和平民主新阶段”，以长年的议会斗争来掌握联合政府的决定权，只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关闭了和平之门后，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并随着战争的逐步胜利将其发展为解放战争。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预计战争可能在1951年左右取得基本的胜利，同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则宣布“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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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同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大致安排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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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习仲勋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连同随后配属的华北两个兵团共35万大军，向陕甘宁青新各省进军，担负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近30万大军首先和三野共同进行渡江战役，然后向云贵川康诸省进军，担负解放大西南的任务。粟裕率领第三野战军（当时陈毅还在中原军区）近60万大军向苏浙闽进军，担负解放东南沿海的任务。林彪、罗荣桓率领第四野战军90万大军向鄂湘桂粤诸省进军，担负解放中南地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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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的这一规划，主要是基于分析当时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作战能力后确定的。毛泽东在1949年1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曾认为：“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2由于把地方系军阀白崇禧部、马步芳部视为最强的敌手，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以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加强西北野战军，以歼灭西北的马步芳部；并将当时人民解放军全军部队中装备最好、兵力最多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用以对付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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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8日的中共中央指示还确定，1949年内人民解放军进军的目标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甘九省的全部或大部。对于福建的设想是待1950年再占领。中共中央之所以安排这样的时间表，是因为考虑宁沪杭三角洲是蒋介石的基础——江浙财阀的发源地，估计接收巩固这一地区尚需较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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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进军速度很快超出了这一规划。面对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之师，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只有200余万人，其中又只有110万人的作战部队，而且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士气极度低落。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以后，在中国大陆上锋芒所到之处，有如摧枯拉朽，接收工作也极为顺利。国民党残军大都望风披靡，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线，只好把尚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集中起来，守卫几个重点地区。蒋介石确定的战略计划，是“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并从6月起以海军封锁大陆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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