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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解放军攻击鼓浪屿的战斗没有成功，但是却吸引了厦门本岛的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使其抽调仅有的一个师的机动部队前往增援，这为当天晚间在厦门本岛北部偷袭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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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浪屿上的浴血苦战刚刚以失利结束时，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四个师中抽出的五个团突击部队于10月15日夜晚向厦门北部发起偷袭。几百艘木船在茫茫夜幕掩护下顺风顺流，很快驶向预定地点。当晚20时，国民党守军发现解放军的船队时，第三十一军的大部队已经在岛北部多处抢滩登陆。解放军的炮兵也在这时猛烈开火，摧毁了国民党军在海边的许多堡垒和工事。不过由于事先计划不周，第九十二师的一个营的船只在宽约千米的淤滩前靠岸，部队涉淤泥在敌人火力下艰难运动，伤亡很大，但仍奋勇前进。第二七四团二连战士陈勤在登陆后，枪被泥沾上打不响，前面有地堡封锁，他用自己的身体封闭地堡，掩护了后续部队登陆。该团九连的船错漂到狐尾山一带，就机动地运动直插，向寨上攻击与主力会合。第二七三团三营、第二七五团一营登陆时都失去上级指挥，靠自己组织部队攻击取得了胜利。第二七一团、第二七七团不少人登陆后独立战斗，因后续部队上不来而被各个击破，但是指战员都和敌军拼搏到最后。第二七七团一营航行时有的船工伤亡，战士起来摇橹划桨，第一个被打倒，第二个上去摇，终于将船摇到岸边。经过艰苦奋战，第二天清晨解放军登陆部队终于占领了第一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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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夜间21时，由集美东北起航的第二十九军一部又在高崎东侧登陆成功，并在炮兵掩护下连续爆破，摧毁了国民党的多道障碍和堡垒。高崎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时为防美军登陆而修筑的海防要塞，号称“海上堡垒”，是国民党军在厦门岛防御的主要支撑点。经一夜激战，解放军终于攻克了这个要塞。16日天明后第二十九军又一举攻占高崎机场，国民党丢弃一架运输机和被破坏的几辆坦克，向南逃窜。这时，由于解放军多处登陆成功，守岛的国民党虽然竭力反击，却已陷入顾此失彼，阵地到处被突破的狼狈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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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月16日中午，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在10多公里宽的正面全线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由于厦门岛距大陆又比较近，返航的船只冒着敌机轰炸，很快接运到第二梯队的部队源源上岸。到这时，汤恩伯才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在鼓浪屿而在厦门本岛北部，于是又调动手头仅有的一个团和特务头子毛森的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在飞机掩护下进行反击。解放军一面施放烟幕迷盲敌机，一面以近战狠狠打击接近的敌军反击部队。至黄昏，国民党军反扑部队残部狼狈向岛南部逃窜。这时，汤恩伯等已经完全失去守岛的信心，率先向海边逃窜，其部队失去指挥，也纷纷各自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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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军完全陷入混乱。这时汤恩伯一边向厦门港逃跑，一边用报话机直接呼叫海边的军舰放小艇来接应。黄昏正值退潮，小艇难以靠岸，汤恩伯在海滩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焦急之际，不断地向军舰呼叫救援。当时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在监听的报话机中清楚地听到这些呼叫声，司令员叶飞急令部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可是先头的追击部队只顾向他处猛追，不同后方联系，报话机呼唤不通。结果在部队进至厦门港时，汤恩伯和几个亲随已经等到小艇逃下海直奔金门，解放军先头的追击部队又未携带火炮，只好看着他们逃走。被汤恩伯丢下的3000余名官兵大都还在港口附近，结果全部当了俘虏。得知前锋部队忽视联络而放跑了汤恩伯，一时全兵团领导对此都引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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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逃跑的同时，早已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按照其尽量保存实力的一贯打法，急忙令其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但是，由于解放军追击迅猛，他的第八兵团部队大多未能逃离厦门，只残剩4000余人上船，其余全部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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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守备鼓浪屿的国民党军见厦门已失，急忙寻船向小金门逃窜，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又乘胜于鼓浪屿北部登陆，俘虏了未及逃走的国民党军1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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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作战仅历时两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部、第五十五军和第五军第一六六师，共计2.7万人，其中俘虏2.5万人。刘汝明率残部4000人虽然逃到台湾，但是他保存自己实力的企图还是最后落空。据刘汝明后来在台湾写的回忆录记述，他率部从厦门经小金门转逃台湾，上岸时就接到陈诚的命令，部队被迫放下武器。此后，高级军官解除职务，兵员编散分配到各军8。至此，刘汝明部作为“杂牌”的西北军的最后一支部队，在国民党军中完全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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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战斗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渡海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它证明了当时在没有海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依靠木帆船作为主要航渡工具仍可以完成近海岛屿进攻任务。在岛屿进攻战中，发扬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在政治上压倒一切敌人的光荣传统，只要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上岸，以有进无退的精神勇猛穿插，就能粉碎任何国民党军的抵抗。从岛屿进攻战的特点看，当时取得渡海进攻胜利的关键，是需要足够的船只，能运载超过或相当于守岛敌军兵力的登陆部队上岸；还需要利用夜暗条件航渡，以避开敌人海空军和岸防火力对我航渡部队的严重危害；登陆部队事先还需要有充分准备，我方岸上也要有一定的火力进行掩护。第一次鼓浪屿登陆未成功正是因上岸兵力太少，厦门登陆一举成功则是因为一次即上岸五个团，后续部队又能源源不断地跟进，保证了连续进攻夺取全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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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胜利地插上了厦门岛，宣告了福建全省乃至东南沿海所有城市的解放。蒋介石原先在东南沿海的确定五大战略据点（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也就此失去了其中的重要一点，沉重地打击了企图凭借福建沿海岛屿建立防线的国民党军。厦门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只由第二十八军继续准备攻击金门，第10兵团领导的主要注意力转入了城市接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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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胜利大潮中的危险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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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自渡江战役以来尽管所向奏捷，但是在胜利大潮中也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严重的骄傲轻敌情绪在不断滋长。如果认真研究起来，这种情绪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在全军上下普遍存在。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厦门战斗胜利后就出现了金门战斗的严重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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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是处于以弱敌强的环境之中，因此毛泽东历来强调谦虚谨慎，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到时机成熟决不轻言决战。不过在1948年秋至1949年初的战略决战胜利结束后，确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由于胜利，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可能滋长。1949年1月，毛泽东通告斯大林：我们倾向要南京无条件投降。同时阐明我国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9在随后的渡江战役中，由于准备充分，取得了比预想更顺利的结果，党内军内的骄傲情绪更有所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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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之后，第三野战军某些部队领导认为战役前做了那么多准备是白费力气，进军上海时索性不带重型火炮，结果在攻击时因火力不足增大了伤亡。不过因攻克上海仍比较顺利，这些问题并未引起警惕。上海解放后三野部队进军福建，开始也只准备使用两个军。其实福建当时还有国民党军近20万人，海上又可能会有增援，再加上剿匪任务，使用三个军都很勉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部队由于有骄傲情绪，对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渡海作战问题缺乏认真的研究，仍以陆战中成功的老经验来看待海战的新情况，这就为以后的渡海作战埋下了隐患。第十兵团入闽后进行的第一次渡海作战是平潭岛之战，战斗虽然胜利，却已是险象环生。第二十八军的渡海部队因不明气象条件，突然遇到台风，船只多被吹散，只有两个团登陆。幸而守岛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军已如惊弓之鸟，岛上又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接应，上岛的少量部队未经激战就俘虏了大部守敌。对于这次险胜，部队并未从反面很好总结经验。厦门登陆战斗很快又取得胜利，于是从上至下很多人都认为，同样是渡海登陆作战，既然厦门能迅速取胜，金门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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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厦门、金门都是国民党重兵守卫的海岛，然而如仔细分析两岛的具体情况，就能看出攻厦比攻金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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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条件看，厦门和大金门虽然是面积差不多的海岛，厦门却被大陆三面环抱，距大陆最近距离不足2公里，解放军可以从四个方向发起进攻，而且能够使用人力划行的小舢板渡海。解放军渡海攻厦时，正是以四个师（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九十一、第九十二师）从东北、正北、正西和西南共四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使国民党守军多面受敌，难以应付。同时因航渡距离近，风浪影响不大，帆船能较快地往返接运部队，许多部队还以班为单位使用小舢板成功进行了航渡。可是大金门距大陆最近处约10公里，只有北部面向大陆的部分地段便于登陆，进攻金门时只能一面攻击，守军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兵力对付登陆部队；另外金门距大陆远，渡海时船只受风浪影响大，需要使用较大的帆船或机动船，航渡条件要比攻厦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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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守军条件看，厦门守军开始要略多于金门守军，可是守厦的主要部队是被蒋介石视为“杂牌”的刘汝明第八兵团，嫡系部队只有第五军的一个师。刘汝明虽然反共坚决，却一贯在内战中保存实力，惯于擅自撤退，部队的装备和战斗素质也是较差的。解放军在厦门登陆后，刘汝明部很快就开始溃逃。金门守军第五军、第二十五军却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青年军第二零一师是蒋经国的心腹部队，10月中旬增援金门的胡琏兵团第十八军更是蒋介石和陈诚的骨干力量。这些部队虽然也是新败之师，战斗力却比厦门守军要强，作战也会更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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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军的决心部署看，虽然对外宣传“金厦并重”，蒋介石在10月7日到厦门时也强调“金、厦两岛，为台湾屏障”，其实守金决心重于守厦。因为厦门岛不仅在地理上不易坚守，而且岛上还有一个有20多万居民的厦门市，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军很难长期背起供养这个孤岛城市的包袱。当解放军攻击厦门时，国民党军并未派兵增援。金门的情况却与厦门不同，该岛不仅在地形上利于坚守，而且大小金门人口总计不过4万人，居民普遍以打鱼务农和侨汇为生，不存在大城市那样的供应问题，守军易于持久。所以当金门北面的大、小嶝岛一遭威胁，台湾当局马上调胡琏兵团增援金门，这说明攻金遇到的抵抗肯定要比攻厦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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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当时一派胜利的气氛中，许多人只看到攻厦的成功，对渡海作战的种种困难未再认真研究。其实如仔细回顾一下，厦门战斗虽然取得了成功，也留下许多严重的教训。正如第三十一军1949年12月30日所总结的那样：“主要表现了对越海作战缺乏经验，对越海作战特点认识不足，盲目的经验主义思想指导，未能深刻地加以考虑分析研究，因此教条地接受兄弟部队用小船的经验，而将江船用于越海作战上，这是犯了经验主义，同时将我们渡江的经验搬到新的越海作战上来用，未能提出什么情况打什么仗。”“官僚主义，对下层指挥员的思想掌握不够，缺乏预见性，是麻木的满足于现状，只看形式上战士情绪很高，准备的很充足，即感觉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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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这些思想问题，厦门作战从整体上看虽然成功，却也有局部受挫。参战的四个师同时发起战斗，只有从厦门北部登陆的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一举突破成功，攻击厦门西北的一个师一度受挫，登陆厦门东北部的突击团因错失航向，许多船只陷入淤泥中，部队只得以重大代价徒涉上千米的泥沼地实行攻击。攻击部队因船只不很充足，所以需要航船多次往返，这在航程较近的情况下虽勉强可行，但船只在敌人炮火和飞机轰炸扫射中损失甚大。尤其值得引为教训的是，攻击鼓浪屿的一个师第一次登陆时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吹散，仅少数部队上岸，后援部队因风大无法增援，结果已上岛的部队孤军奋战，虽经英勇战斗，坚持到最后一人，仍无法挽回失利。这与十天后的金门失利很相似，只是损失的规模较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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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战斗中出现的这些危险，一方面是新环境下难以避免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也是盲目骄傲自满造成的轻敌情绪的表现。可是，正如叶飞后来总结的：“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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