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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上旬，大金门守军总计不足1.7万人，其中新兵又占多数，只有战车营和孙立人重新训练过的青年军还算是稍有战斗力的部队。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多半是成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在滩头设置了一两道铁丝网。依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对付这些部队和这样的工事，解放军即使以数量较之略少的部队登陆，将其全歼确实也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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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解放军第十兵团因船只缺乏，一时难以在大金门登陆。国民党军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解放军到达沿海地区后，许多群众一时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解放军也同国民党一样拉夫拉船，部分渔民将船只藏匿起来，又不肯为军队撑船，这使第十兵团在沿海征集船只和船工遇到极大困难。第二十八军从福州南下时原有大型木船上百只，大都在平潭岛遇台风损失；入闽后临时征集来的船工又在沿途逃走。结果第二十八军到达同安时只剩下28只船，其中12只船还没有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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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备渡海作战，第28军安排了很多干部战士到沿海找船，虽然收获还可观，然而开到出发地的却很少，船工更不得力。当年春天进行渡江战役时，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动员了上万的翻身农民出身的船工参战，他们与解放军有着血肉相关、利害与共的关系，在战斗中能同生共死，团结一心。可是在新区情况却大不相同，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大都缺乏了解，对船只和船工都很难掌握。当时任第二十八军的侦察科长的张宪章回忆军侦察营找船的过程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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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湾找到五条船，亲自带着，要经过深沪湾绕过围头，开进围头湾。在接近围头时，因距金门岛越来越近，船工害怕敌人开火，借口风大浪高，不肯开船前进。郑副营长没法，只好同意在围头停一夜，等风势减弱再走。不料一夜之间，五条船上的船工全部逃走，剩下五条空船，郑副营长他们不会驾驶，只好痛心地下船步行回来，真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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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连成绩不小，找到二十多条帆船，六十余名船工。回来以后，为了防止船工逃跑，他们让这些船工住一所大房子内，派干部战士陪着，实际上就是看守着，每天用好酒好菜款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解放前的渔民和船工多数吸毒，不吸毒没精打采，吸了毒精神百倍，驾船游水，离了吸毒不行。当时我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了一些毒品，各单位就请求上级批准给船工用。为了渡海作战解放金门，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然，也向船工进行政治动员，给他们讲进攻金门、扫清沿海岛屿的敌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意义。可惜我们不懂闽南话，他们也听不懂北方话，思想觉悟提高了多少很难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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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部队缺乏船只的管理和航运知识，将找到的船只调到出发地的过程中损失之大也是惊人的。第二四四团负责找船的干部对此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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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船带到目的地，损失了四分之三，主要原因是，指挥机关按陆地行军的要求，对待海上航行，甚至每天从甲地到乙地的行程，都规定得死死的。这样一来，不管潮汐涨落、风浪大小，都要硬着头皮开船，结果我们一个多月辛苦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礁石撞碎，大海吞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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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缺乏船只的情况下，如果少损失一半，金门登陆战前所拥有的船只数就会大大增加，战斗的结果肯定将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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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寻找，船只数仍然达不到预定最低限度的一半。只好要求第十兵团的其他部队支援。可是第三十一军和第二十九军攻击厦门的船只大部被敌机炸毁或因其他原因损坏，在攻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小舢板又不能用于航程较远的攻金战斗。占领厦门市后，兵团司令部又需要用船向市内居民供应粮食，能调来的船只很少。直至10月24日，才仅能集中起一次可航渡三个团（约8000人）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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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船只不足，第十兵团司令部连续三次推迟了攻击金门的时间，最后决定取消第三十一军原定攻击小金门的计划，将船只集中供第二十八军使用。根据当时的船只情况，第十兵团的预想是，第一梯队登陆3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还可以再航渡4个团，这样总共可有7个团（1.7万人以上）在大金门登陆。当时估计大金门守敌中战斗兵总数只有1.2万人左右，解放军有7个团部队上岸，即可确保歼灭大金门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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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想的计划虽然从表面看来可行，但是仔细深究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对海情敌情变化缺乏了解，主观拟定的一相情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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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条件、敌情条件和敌军守备决心来看，攻金都难于攻厦。厦门战斗前金门守敌虽不足2万人，可是敌军有海路运输便利的条件，随时可能增援。厦门战斗结束时，金门守军就已得到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增援，岛上总兵力达到3万人以上。此外，岛上国民党军的装甲兵在既设的战场会有较强的突击力，同时国民党军又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解放军纵然利用夜间偷渡，船只也会大量损失，这已被平潭、厦门两仗的教训所证明，因此想用第一梯队的船只回来再运送第二梯队大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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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工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当时第十兵团到达同安一带后征集的水手少数由福建地下党组织动员而来，素质好一些，可是他们与管船的部队干部战士彼此不熟，方言不通又难以交流。其他船工大都来自泉州等地，没有走过金门一带的航道，对当地潮汐情况不大清楚，又协同不力，调度不灵。另外渡海到金门不是停靠码头，而是在海滩上强行登陆，即使不退潮，搁浅的可能性也很大，实难保证船只在同一夜里返航再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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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之后，第二十八军在经验总结中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对于船只水手准备也不够，如何动员训练，如何进行护船斗争均未充分研究与组织准备，也没有时间进行检查督促，没有从一个钉子、一条绳子算起……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计算，是拿海面当地面，事实上有人无船不算兵，表面上的优势其实是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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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军部开准备会时，担任前头团任务的第二四四团团长、战斗英雄邢永生就带着忧虑说过：“一定要有可靠的熟练的船工，船工不够不能打，咱们自己也可以学驾船，但这不是三天两天能学会的事，海那么宽，可不能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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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年部队的战斗作风是虽然可以提意见，接受了任务要完成是没有二话的。在乘胜解放全中国的高昂战斗精神鼓舞下，部队士气仍十分高涨。下达了攻金的预备命令之后，第二十八军进行了深入动员，部队指战员抓紧了战前训练。由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白天不断袭扰，船只又不足，部队只好利用夜间在海边轮流上船演练。天明后就只有在陆地“画船”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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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训练有三项主要要求：一是要熟悉沿海水文情况；二是演练上下船的顺序和搞好船上的战斗编组，失散时可以“船自为战”；三是掌握突破滩头阵地的技能。经过训练，部队渡海作战的能力确有一定提高，以后的金门登陆也证明航渡本身还是基本成功的，偏航的每只船都能“船自为战”。可惜的是因时间紧迫，战前练兵不足20天，部队不可能完成上述每项要求，特别是海上航行经验和水文知识决不是短期内就能积累和掌握的，大部分指战员连游泳还没有学会。这些多数出身于山东老解放区的“旱鸭子”们，最终仍是仓促上了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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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准备工作仓促，第二十八军领导曾反映说，以往任何一次作战的准备也没有这次糟糕。一些领导同志根据在实地了解到的情况，已预感到以现有条件向金门发起攻击前景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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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生前曾回忆，他于攻厦结束后到达二十八军时，就听到一些同志议论应推迟攻击金门的时间，筹集足够的船只，造成绝对优势，求得一举成功。朱云谦也感到金门敌人兵力较大，以现有的装备难以取胜。于是，他建议负责指挥的副军长肖锋向兵团提出应推迟进攻时间，肖锋面有难色地说：“三十一军和你们二十九军解放了漳州、厦门，如果我们二十八军不按兵团的要求及早拿下金门，不好说话呀！我不便向兵团提意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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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肖锋已经几次反映过同样的意见，并与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一起向兵团建议从老解放区调船工来。朱云谦此时不知详情，自己赶到厦门向兵团领导反映这一意见。可是一到厦门，兵团部已成为厦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人工作千头万绪，大都是听取缺少柴米供应的报告和如何设法解决之类。据朱云谦回忆，他虽然找到兵团司令员叶飞，可是“办公室里人来人往，都是来向他汇报情况和请示问题的，简直没有时间同我谈话。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就忙着处理别的事情，我感到插不上嘴，就向他告辞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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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的攻金计划，其实在敌情无变化的条件下就是一个相当冒险的计划，而金门的敌情很快又有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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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敌兵力增加，解放军计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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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发起金门登陆战前几天，敌情就已有了变化。蒋介石为了封锁厦门港的出海口，马上又将其在东南仅剩的最后一个主力兵团——第十二兵团从广东潮汕地区撤出，用于增援金门和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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