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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艇刚刚开出,就遭国民党军舰的射击,然而仍冒着炮火行驶。后半夜船只抵达古宁头以北滩头时,发现海滩上有很多人,听到马达声就涉水过来,原来都是自己部队的伤员。汽艇因装载伤员过多,以致搁浅,加之机器又发生故障,结果未能开回,天亮后被国民党军所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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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午夜,金门岛上的解放军有组织的人员趁夜向北突围。突围后到海边后,寻船没有找到,于是又向东南突围进入山区。但是,还有个别人员留在古宁头村内,仍进行抵抗。在古宁头以北的海边岩壁下,还隐蔽着许多解放军伤员,其中有武器的少数人也在继续坚持战斗。金门岛西北方向在27日上午仍是枪炮声不绝。后来知道解放军剩下的少数人还坚守在古宁头以北的少数地堡之中,并有部分人员在古宁头据屋抵抗,国民党军只得逐屋搜索攻击,才解决了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向古宁头附近的北山海边发起攻击,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也绕到古宁头北面的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海陆夹攻下,在海边的一些有武器的解放军伤员战斗到最后牺牲,而大部分伤员被俘。至27日上午10时,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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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战斗结束后,留在岛上的一些解放军人员还坚持斗争。由古宁头突围的解放军转移到东南山区,准备打游击,可是岛上地区狭小,在几万国民党的搜索下难于回旋和隐蔽。据后来得到的消息,10月27日下午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所率的几十人在双乳山附近又被国民党军发现。这些同志继续转移,28日又在沙头附近被包围。这时孙玉秀已负伤,因决心不当俘虏而在担架上开枪自杀牺牲。据后来得到的消息,其他几名团主要领导的结局大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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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在战斗中已负重伤,被其他同志用担架抬到东山沟时被国民党军发现包围被俘。随后他被送往台湾,被其团内的原国民党军俘虏兵指认出来。邢永生拒绝国民党方面的劝降,随即被抬出俘虏营遭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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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在战斗中被机枪打成重伤,被俘虏后送往台湾。此后国民党方面对他百般劝诱,并用担架把他抬到广播电台让其念反共宣传稿。刘天祥面对逼迫以死抗争,拒不念稿也不吃饭,绝食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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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一团政委田志春率五十多人打游击,后因弹尽粮绝被俘。随后他被送到台湾内湖集中营,仍组织难友进行狱中斗争。结果他被国民党特务视为“最顽固”的分子,不久被带走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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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三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时中弹倒地,当时被其他同志认为已牺牲,国民党方面长期也未宣布其下落,后来有人称他改名换姓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直至80年代才被查出并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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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团长徐博的事迹最感人,后来台湾方面出版的战史中称,徐博隐蔽在山洞中近三个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军反复搜山被俘,此时已“长发长须,形同野人”,国民党军经审问后称,他“妄想等他的军队登陆,期作内应”31,并对此感到惊讶。徐博随后被送往台湾内湖集中营,仍坚贞不屈,不到一个月就被带走。据说依照当时国民党特务在台湾执行处决的惯例,被装入麻袋秘密扔入海中。他的斗争事迹和近似“白毛女”式的生活,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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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战斗从其规模上看,只是一次小仗,但是对于一直取得辉煌胜利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堪称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次重大损失。人民解放军共损失两批登岛部队3个团另4个连,总计9086人(其中军人8736人,船工民夫350人)。在海岛作战的特殊条件下,因无船则不能撤退,所以遭受到覆没性的损失。据事后了解,登陆部队中约有半数被俘,其余半数牺牲。被俘人员中大多数是无力抵抗的伤员,向敌投降就俘的少数人几乎都是在福州、平潭刚刚被俘虏补充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兵。登陆部队的团营干部中,多数人战斗到最后牺牲,少数人被俘也是因负伤或绝粮无弹,没有一个人投降。这些,都表现了登陆部队的高度顽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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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在惨败之际能取得一次小胜,自然大肆吹嘘,以刺激濒临崩溃的人心士气。在大陆上国民党军同共产党和日本作战时,对其战果历来是以几倍或几十倍来夸大宣传。尤其是军队下级向上级吹嘘,军方头目又加倍向宣传机构吹嘘,宣传机构又加倍宣传,吹牛的平方变为吹牛的立方,吹牛的四次方,结果把当年国民党报纸上公布的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数字加起来,已经超过了解放区人口总数,这在当时已成为国内外新闻界的笑柄,也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在广大人民中威信扫地、几乎无人相信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对金门战斗战果的吹嘘倒算是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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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下国民党官方对金门战斗战果的报道,可谓说法一时一样,而且自相矛盾。金门战斗结束后,台湾的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日报》声称消灭了对方“五个团”,“共一万四千人”,甚至胡吹什么“俘匪军中,有匪军长、师长等重要军官多名”32;不久以后,台湾的官方宣传中的战果又变成了消灭对方“八个团”或“七个团”,而人数又从“一万三千”到“二万人”说法各异。直至1980年底台湾出版的国民党装甲兵的战史中还吹嘘说“匪特遣指挥官肖锋下落不明,谅必于25日上午被我战车击毙海中”33。相对而言,倒是在金门指挥过作战的胡琏、高魁元在数字问题上稍客观一点,说金门战斗只消灭对方“一万余人”或“万余精锐之众”,并说对方登陆部队中根本没有师以上干部34。在金门战斗时曾任团长的雷开煊在其为台湾军方撰写的战史中也还是如实地说对方登陆部队只有3个团,“无高级人员作统一指挥,其先头三个突击团,系由两个军三个师中抽出精锐组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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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在金门战斗中也付出了重大伤亡,战后很长时间台湾国民党方面都未公布己方的死伤数字,只是在许多回忆和报道中承认战斗中伤亡很大。据战后人民解放军得到的消息,国民党军伤亡总计9000余人。事过二十多年后,当时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曾撰文称战斗中“我军负伤官兵一千九百零八人,阵亡官兵一千二百七十九人”36。这一数字显然与一般军事常识不符。有战场知识的人或熟悉战史的人都知道,交战双方在使用步兵武器进行陆战的情况下,除了战场被对方完全控制,己方伤员无法救治或带伤死战的特例外,战斗中死与伤的比例应该是1:3.5至1:4。当时国民党军完全控制了金门战场,其伤员都及时得到救治,因此如果其官兵真是阵亡1279人的话,负伤至少应在4000人以上,总的伤亡数也应有五六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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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在金门战斗中损失的绝对数字并不很大,但是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9000部队竟成建制的覆没,这种损失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还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重大的损失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尽管损失的总数字不小,还都不至于全部覆没。因为在大陆上战斗不利时,人民解放军历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般都能成功地摆脱敌人。可是在海岛作战的条件下,由于没有海空军支援,一旦打不赢,要走也很难走得成,失利极容易导致全部覆没。在这个意义上,金门失利对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敲了一记警钟,使人们对岛屿作战的特殊性加以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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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透过“假如”、“幸亏”,偶然中找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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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战斗之后,翻看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两方面的战史总结,解放军方面的经验总结有很多“假如”如何就不至于失利的追悔,国民党军方面则多是些“幸亏”如何才取胜的庆幸之词。确实,对于当时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解放军来说,金门失利委实是一次不应该出现的偶然失误;而对于当时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来说,也真是一次侥幸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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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的将领事后的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个侥幸的因素碰到一起:幸亏金门遭到攻击时台湾国民党军已下令调第十二兵团来援;幸亏10月25日这一登陆日(D日)正值金门海域一年中的大潮日,对登陆一方的船只抢滩登陆十分不利;幸亏登陆一方缺乏反坦克武器,弹药粮食也不足;幸亏登陆第二天晚间因对方无足够船只运载第二梯队来援。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事后庆幸说:“若无十二兵团之增援,则吾人之遭遇,诚有不可想象者。”37国民党军装甲兵战史称,当海边防线被突破后,“如无装甲兵,则垒卵之危恐难幸免”38。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承认战斗第一天已用尽了岛上的兵力,当天晚上是“最危险的一夜”,如遇登陆第二梯队,“胜负之数还未易言”39。总之,这几个侥幸因素少一个,胜败属谁即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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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和第二十八军的领导事后总结教训,认为有几个疏忽碰到一起:在攻击厦门前已有可运载8个团的船只,假如不攻厦先攻金,除去不适用于攻金的小舢板外,船只还可运载5个团以上的兵力,这时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又未到,攻击金门是有很大把握成功的,攻占金门后厦门的出海口即被封锁,也不能守;假如攻厦后就能集中足够运6个团的船只,也完全能在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到达前攻占金门,即使其来援也未必不能取胜;假如在知道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已向金门增援后停止执行原计划,待船只足够再攻,也有取胜的很大可能;假如登陆部队掌握了潮汐规律,能使船只返航再渡,上岸后再能很好地组织指挥,仍有避免失败的可能。另外,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蒋介石原准备将金门守军李良荣兵团撤回台湾休整,由胡琏兵团接替金门防务,解放军发起进攻时正值李兵团未走、胡兵团接防之际,早打晚打都要好一些。总之,这几个失误如能避免一个,也不至于遭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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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在金门的失利确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从哲学上讲,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尽管第十兵团攻金失利是由当时许多特殊原因和偶然因素集中到一起促成的,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因素的出现,却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思想情绪,那就是主观主义,既不了解渡海作战规律又未注意认真研究。正如金门战斗结束三天后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的报告中所说的:“主观主义是最为危险,高级指挥机关的作战方案、愿望与意图必须与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此次战斗失利是不从敌情、我情、海情三方面实际情况出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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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毛泽东历来强调调查研究,对主观主义深恶痛绝,在延安整风中将主观主义作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0。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顺利进军中,又出现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其思想根源则是经验主义所导致的骄傲轻敌。在解放战争后期一帆风顺的胜利进军中,一些同志自认为对付国民党残军已经毫无问题,将陆战和渡江作战的一般规律当作所有条件下作战的普遍规律,而不注意研究渡海作战的特殊规律,就出现了急躁求胜打莽撞仗的情况。在平潭、厦门作战中其实都出现过险情,却都马虎对待。假如金门战斗中不暴露出这些问题,在以后的渡海战斗中继续轻敌,那么在后来的战斗中还必然会以偶然性的形式出现严重失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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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金门作战的教训说:“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41叶飞的这段话,确实从较高的层次阐明了金门失利带来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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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是成功之母。人民解放军横扫中国大陆期间对付国民党军炉火纯青的战略战术,也正是从多少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步升华而成的。这些成功的经验虽然反映了当时国内战争的一般规律,但是海岛作战除了反映这种一般规律外,还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而这些特殊规律恰恰又是人民解放军过去所不掌握的。金门战斗的教训,从反面促使军队领导和渡海部队去探索渡海作战新的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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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避讳失利、主动承担责任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金门战斗失利后,人民解放军从统帅部到参战部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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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失利第二天即10月28日,第三野战军就批评第十兵团说:“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又要求“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当时,解放军参战部队的各级领导都主动谈到了自己的失误。负责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尽管未指挥这一战斗,战后却主动向中共中央承担下级失利的责任。后来他还对肖锋说:“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谈不上你肖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乱子影响很坏,所以没有挤出时间到你们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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