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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国民党军见解放军增援部队已经上岛，原定“以大吃小”的企图已经不能达到，为避免被歼急忙收缩兵力。中午前解放军各部队投入全面攻击，国民党军以一部掩护，主力则登船逃走。当时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力量，无法拦截国民党军撤退。战至黄昏，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的掩护部队，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则在胡琏率领下从海路逃回金门。这次战斗，解放军以伤亡、失踪125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毙伤2477人，俘虏8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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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东山岛战斗十分关注。战斗期间，他曾到总参作战室询问战况。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指出：东山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且是全国的胜利80。东山岛战斗的胜利，是大陆军民反击台湾国民党军窜扰的最大一次胜利，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的战术就此以破产而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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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东山战斗胜利后当即总结了经验，认为在沿海的防御地段上对坑道工事不可多修，也不可不修。多修，会造成大量人力财力浪费，而且又将使部队分兵把口；不修，则少数守备部队如遭优势之敌突袭，在暴露的地面上或仅有野战工事依托是难以持久的。东山岛上的守备部队能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事先在制高点上构筑了一条坑道。另外，福建军区的部队能及时控制几百辆机动车辆，可随时用于机动增援，也是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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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岛战斗从总体上看，规模不算大，实际上仍是台湾国民党军一次象征性的“反攻”行动。总之，在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蒋介石主要利用这一时机整顿内部，既不敢也不愿牺牲其很有限主力部队来冒险。国民党军小规模的袭扰，在人民解放军的严密防范面前一一破产，对于大陆的政治稳定及国民经济恢复都未产生多少影响，因而在战略全局上也并无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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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再度突出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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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国内形势乃至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加紧支援越南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同时在浙江海面对国民党军进行规模有限的打击。印度支那停战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把注意力再度移向台湾海峡，突出了解放台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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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台湾和东南沿海岛屿，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目标。由于美国对台湾、朝鲜的武装干涉，使得中国领导人决定停止渡海作战，一度把主要注意力转入保卫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但是却从未放弃过这一目标。朝鲜停战时，国内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土改、剿匪都已基本结束，政治空前稳定。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中国已经有了一支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并经过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战争锻炼的陆军，其战斗力已令当时国际上的一切敌人生畏；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在战斗中也成长起来，至1953年年底已拥有飞机3000余架，战斗实力已跃居当时世界空军的第三位。只有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本着暂时忍耐的原则，发展不大。新中国的国防工业这时虽然迅速起步，但是基础还很薄弱，尤其缺乏生产重型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能力，不过依靠从苏联进口武器已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当时，从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来看，人民解放军在陆军方面早已占有的绝对优势更明显了，在空军方面也已占有绝对优势，仅在海军方面还居于劣势。不过，这时国民党海军没有潜水艇，有制空权就完全可以对付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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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考虑渡海作战问题，主要困难已是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存在，并随时可能协助国民党军作战，因此考虑如何从军事上解决台湾和东南沿海岛屿问题，首先要注意的已不是如何对付国民党军，而是如何对付美国可能的武装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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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时，解放军华东军区根据本战区的全盘考虑，已经在考虑如何解放沿海岛屿的问题。1952年7月，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委托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主持，开始研究如何解放浙江沿海岛屿81。朝鲜停战后，1953年10月陈毅向中央军委提出：利用我在朝鲜战场胜利形势，准备用5个军的兵力解放金门，并突击修建福建几个机场和鹰厦、福州铁路、厦门海堤。接到这一提议后，中央军委、毛泽东当即予以批准，并令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组织福建前线指挥所。11月间毛泽东又改变了这一决定，要求暂缓进攻金门，首先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军区于同年12月成立了浙江海防作战联合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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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决定，主要考虑到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形势已不适于组织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同时也考虑到国内情况和解放军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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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形势看，朝鲜虽然已经停战，但是印度支那形势又紧张起来。自1953年以后，侵越的法国军队开始实行“纳尔瓦计划”，企图粉碎越南人民军主力。美国从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意图出发，将印度支那作为重要一环，积极插手越南和老挝、柬埔寨。美国不仅提供了侵越法军所需的绝大部分战费，还大力扶植以保大为元首、吴庭艳为总理的越南伪政权。美国海军还进入越南沿海，陆军的部分军事人员也同法军一起进入战场，表现出直接介入的趋向。美国在越南的这种动向，引起中共中央最严重的关注。当时越盟军队虽然在中国大力帮助下有很大发展，但同法军和越南伪军相比实力仍居于劣势，美国再介入将使力量相差更大。如果在中国南部边疆再出现1950年秋天朝鲜的那种形势，中国势必要派出第二个“志愿军”。进入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却要比在朝鲜作战困难得多，尤其越南距中国工业中心东北数千里，后勤供应更为不便。印度支那地区地理条件又十分恶劣，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根据在朝鲜同美国较量的经验，同拥有核武器作为后盾的美军作战，极大的可能性还是打成一个平局，最后还要停战。何况朝鲜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越南再打一仗，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将更为不利。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还是尽快支持越盟军队打败法军，争取在美国直接武装介入前把战争停下来。自1953年秋天起，中共中央军事斗争的注重点又放到了援越抗法斗争上，一时还不能以东南沿海地区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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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新中国建设的大局来看，朝鲜停战后远东的局势已得到缓和，这对世界和平以及新中国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有利的。这时如果在台湾海峡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因为金门守军多达6万人，非采取大规模的攻势不能奏效），势必引起美国较强烈的反应，对缓和国际形势也不利。而这时在浙江以东较小的岛屿作战，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会比较小，同时投入的力量又不必很多，不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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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看，虽然在陆战中有充分的把握，可是还很缺乏陆海空军三军协同和登陆作战的经验。另外，金门国民党军在全岛已经构筑了要塞式的防御工事，又有重兵驻守，远非1949年时可比，没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力量的掩护，是难以攻克的。若想有大量炮兵和空军掩护，必须解决机场和运输问题。当时福建省内既无一寸铁路，也没有一个可供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机场（喷气式飞机起降一般需2000米左右的混凝土跑道），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留下的只是几条路况极差的公路和两座仅有短距离土跑道的机场。正如叶飞后来所总结的：“不修鹰厦铁路不行，否则根本无法解决金门问题，空军也无法进驻福建前线。”82而要在崎岖的福建山区修筑铁路，并建成大量有混凝土跑道的机场，还需要较长时间。何况朝鲜停战后局势还很不稳定，解放军空军的主要作战和工程建筑力量还留在辽宁附近，一时尚不能入闽。这时如果在浙江东部沿海作战，作战难度要小，使用华东军区现有的陆军兵力中的一小部分即可，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现有的海空军基地也便于支援，不必再另外调集兵力。同时，先从较易攻击的浙东岛屿打起，也可保证首战获胜，并有利于部队积累渡海作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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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保卫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宁和促进内地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在沿海给国民党军以打击也是非常必要的。自1949年6月起，国民党政府宣布“关闭”已被解放的大陆各港口（因蒋介石从来不承认国共之间有“内战”，只声称是“戡乱”和“剿匪”，所以不用“封锁”一词），并不断以海空军拦截和攻击驶入这些港口的中外船只。50年代前期，驶向中国大陆各港口的英国轮船遭攻击、搜检次数最多，苏联船只也常遭攻击和扣押。这种武装海盗式的行径在1953年至1954年达到最高峰，使得新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长期处于被封锁的状态。鲁浙闽粤三省的渔民出海也常遭国民党海军攻击和扣留，许多壮丁还被抓捕到台湾当兵或服劳役。仅从1950年至1953年，闽浙两省就有2000多艘渔船遭抢劫、炮击，渔民被抓1万多人，过去靠捕鱼为生的约50万沿海渔民不能正常出海，沿海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只有给予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才能迫使其收敛这种破坏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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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考虑，中央军委确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方针。1954年1月，在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主持下，华东军区提出了陆、海、空三军攻打大陈岛的计划，报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批准后，即开始了战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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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沿海的作战以1954年3月的护渔战开始。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是我国著名渔场，但是自全国解放以后渔业生产却因国民党海军不断骚扰而遭严重破坏。浙南各渔场更因靠近国民党军的基地大陈岛，难以进行渔业生产。在1954年以前，解放军华东海军不仅舰只少，而且缺乏空中掩护，无法有效地出海护渔。1954年春汛来到后，解放军海军集中了护卫舰6艘、炮艇10艘到浙南海域，并得到海军航空兵1个团掩护。当时解放军的航空兵刚刚参加过朝鲜上空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空战，又装备有米格-15歼击机；而国民党空军还从未进行过喷气式飞机的空战，美国援助的F-84战斗机（性能尚不及米格-15）也刚装备，在空战中根本无法和解放军的航空兵抗衡，一般只能对大陆和沿海目标采取小批次的偷袭。在这种有利情况下，当地政府组织渔民大胆出海至猫头洋和三门湾海域捕鱼，人民海军则出动护渔，并相机打击窜扰渔场的国民党海军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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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18日至5月20日，解放军海军同国民党海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击伤国民党军军舰9艘，取得了一系列海上战斗的胜利。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也取得了6次空战的胜利，击落国民党军飞机6架，自己仅被击伤2架。5月15日至19日，解放军海军舰艇和航空兵又掩护陆军在东矶列岛登陆，守岛的国民党军匆忙逃走。解放军在战斗中损失不大，只是5月18日“瑞金”号护卫舰遭国民党飞机偷袭，被炸沉没。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解放军基本控制了浙东大陈以北海域的制海、制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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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沿海初战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大陈岛。当时国民党军原“大陈岛防卫部”司令胡宗南已被蒋介石撤换，刘廉一继任司令，所辖的守岛部队有步兵1个师又1个团、游杂部队7个大队及1个海上总队，共2万多人。在大陈北的一江山岛，又是防守大陈岛的门户。根据当时的敌情和我情，中央军委于7月中旬命令华东军区，于9、10月间以空海军轰击大陈岛之敌，并以一部陆军占领一江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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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4年7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一时又把“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上，要求人民解放军加强在沿海地区的斗争。当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国际形势、台湾海峡两岸的斗争、国内政治动员和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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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台湾问题的首要原因是日内瓦会议的结果。1954年4月21日至7月21日，召开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和美、苏、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国际会议。正由于有中国的参加，印度支那停战问题才得到解决；会议期间还开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从而向全世界显示了新中国的重要国际地位，成为新中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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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突然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指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83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8月1日，朱德在建军节讲话中也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58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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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当时提出这一批评，并突出解放台湾的任务，首先考虑的是当时国际战略形势缓和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影响。当时，朝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停战的结局又是越南的南北划界，美国正在纠集英、法、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和巴基斯坦，准备签订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时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突出“解放台湾”的要求，正是要显示中国共产党坚持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打破分裂中国的阴谋。此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向强调以团结一致的对敌斗争激发全体人民的斗志，因此在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确定印度支那停火的情况下，不愿以一派和平景象松懈全国人民的斗志。何况这时美国军队仍盘踞在中国领土台湾，对新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又一直对大陆进行袭扰。更不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这种南北无战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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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内瓦会议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强调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并不表明中共中央准备改变朝鲜停战后暂不进行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决定，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此后的一系列军事斗争，也正是围绕着这一政治目的进行的，因而东南沿海地区呈现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复杂交织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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