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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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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采取了既慎重又不示弱的态度。在政治上，中国政府坚持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绝不接受所谓“停火”安排。在军事斗争的具体部署中，中央军委却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人民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中央军委即指示，进攻大陈计划暂缓实施。89不过为了向美蒋示威，1955年1月30日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空军继续猛烈轰炸大陈岛，浙东前指又下达了攻占大陈的预先命令。1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芬兰大使时也发表谈话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90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正态度，既不愿因大陈等岛屿而引发一场大战，同时又不好对这些岛屿上的国民党军弃之不顾，因此采取了出动舰只将大陈守军撤回台湾的办法。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将此事通知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能劝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国民党军撤出大陈岛时不要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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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国民党军胁迫大陈岛居民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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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政府已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2月7日，蒋介石为了替这次败退粉饰而发表讲话，声称：“撤退大陈驻军，移至金门、马祖，配合新战略，作积极反攻之准备。”从8日起至12日，美军派出大量舰只到大陈，并以大批飞机护航，接运守岛的国民党军2.5万人并裹胁岛上居民1.8万人登船撤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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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苏联方面转达的美国间接发来的信息后，毛泽东决定于2月2日专门下达指示：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要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让敌人安全撤走。解放军虽奉命对大陈地区的美蒋武装不予攻击，仍轰炸了南麂山增防的国民党军。当国民党军从大陈、披山、北麂山、南麂山撤退后，解放军才进驻了这些岛屿。解放军在对外海的美舰美机保持克制态度的同时，对于侵犯大陆的美军则采取坚决打击。2月9日，美军一架飞机侵入浙东松门岛上空，解放军高射炮兵立即将其击落坠海，美国军方事后对此的解释是“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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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国民党军撤出南麂岛，至此浙江海面的岛屿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浙东沿海的作战至此取得圆满的胜利。这次作战从规模上看并不很大，其影响却很深远，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可以有效地进行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并在海空作战中也完全可以压倒国民党军。这一胜利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改变了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防御的地位，其所控制的大陆沿海岛屿主要只剩下金门、马祖。浙东沿海的作战，又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尤其是美国军队介入的直接威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军委在指导作战中，既表现出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同时又体现出善于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高超策略。因此确保了在不扩大战争的情况下胜利地解放了浙东诸岛，基本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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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17001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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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战：1949-1959 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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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完成了浙东地区的作战任务后，根据原定的由北向南打的方针，下一个目标就应指向马祖、金门。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的情况，中共中央在1955年春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得中美之间和台湾海峡两岸极其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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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在浙东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急于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为此一面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状态，一面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他守卫金门、马祖，企图由金、马之战引发为中美之战。国民党空军加紧对福建各地进行空袭，并选择易于打击的居民区作为目标，以达到其激怒解放军而扩大战端的目的。1955年1月10日，国民党空军以飞机12架轰炸福州市居民区，主要投掷燃烧弹，居民在轰炸中死伤虽只有百余人，可是因当时市内居民区多是木板房，极易起火且难以控制，结果轰炸引起了市内大火，烧毁民房4000余间，数万居民在春节前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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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华东军区在浙东作战结束后，即开始拟定福建沿海作战的计划。当时福建境内的机场一时尚不能竣工，空军不能马上入闽，以浙江为基地的空军只能控制闽东北包括马祖列岛一带的上空。从军事观点看，这时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成熟，而马祖岛上只有国民党军的1个步兵师，连同配属部队不足2万人，使用解放军在浙南已有的海空力量再加少量陆军攻击，是有把握攻克的。为此，解放军华东军区（4月改编为南京军区）在闽浙的部队进行了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则采取了密切注视美蒋动态，冷静观察后再下最后决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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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从浙东诸岛撤退后，美国政界反共反华的喧嚣更为激烈。杜勒斯于3月3日赴台湾同蒋介石会谈后，认为中共正准备用武力夺取台湾。据美国后来销密的历史档案看，当时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商讨了为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进攻台湾应使用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的问题。3月10日杜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又提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91。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舆论界和世界舆论界都对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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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军的骚扰破坏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一直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通过浙东沿海作战的胜利，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攻马祖，并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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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7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事先的决定，4月23日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以这个声明为标志，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迅速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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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得知周恩来的声明后，立即做出了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国举行双边会谈。同时，美国国内反华的逆浪很快有所减退。美国政府认定中共当时确无武力进攻台湾的意图，因而也停止了加剧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美军集结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开始减少，同时限制台湾国民党军对大陆的攻击性行动。同年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当时已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的英国，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国政府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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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开始后来又移到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持续了15年之久，成为中美两国在未建交情况下进行外交接触和交涉的主要渠道。谈判一开始，中美双方除了就各自人员归国问题进行协商外，主要争执点就是台湾问题。美国为了使中国分裂固定化，坚持要求中美双方承诺“除防御外”都不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这实际上是要中国放弃以武力统一祖国的权利。中国方面则坚持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要求美国武装力量撤出中国领土台湾。由于美国顽固地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这一谈判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长期未获任何成果。不过中美双方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本身，对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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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5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所达成的惟一协议是会谈第一年达成的允许双方滞留在对方国度的人员回国的协议。通过这一协议，许多被美国政府禁止回国的旅美爱国人士返回了中国，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周恩来总理后来说过，中美会谈就算只要回来一个钱学森，这个会谈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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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也有了新的考虑。全国解放后，随着海峡两岸各自情况的变化，国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起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国内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已使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此同时，台湾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有了很大变化。尽管蒋介石及台湾当局一直自称自己的所谓“中华民国”代表整个中国，事实上国民党已经变为台湾这一个地区的执政党，至于“反攻大陆”的叫喊，只不过是一种刺激人心的口号和对自己被推翻的仇恨所进行的宣泄而已。根据这种情况，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又逐渐具备了可能性。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美国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是中国内部事务，这与美国插手台湾、在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前提下提出的“放弃使用武力”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中共中央、毛泽东正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也考虑到台湾的现状和国民党当局的实际利益，又重新提出国共之间举行谈判，以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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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正式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92这一声明，赢得了关心祖国统一的许多海内外同胞的热烈拥护。只是台湾当局对于这一建议拒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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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自1955年夏季起，人民解放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所占的大陆沿海岛屿的主动攻击，只是当金门国民党军发炮射击大陆目标时才给予必要的惩罚性还击。如1956年1月和6月间，因金门国民党军炮兵射击厦门、莲河地区，解放军炮兵以国民党军炮阵地为目标进行了有限的还击，双方展开了几次规模不大的炮战。1956年福建的几个主要机场竣工，中央军委为了避免使台湾国民党当局感到过分紧张，在长时间里没有命令空军进入这些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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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又提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态度解放台湾。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7月间，周恩来同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等会见外宾时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7月16日，周恩来又专门接见了曾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的香港记者曹聚仁，谈到国共第三次合作时表示，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对这个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要曹聚仁转达给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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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大陆方面传达的信息后，蒋介石也通过特殊渠道有一些反应性试探。1957年春，他派被押战犯宋希濂的哥哥、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通过香港到北京“探监”，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也专门会见了他。在会见中，李维汉转达了中共方面实现和平统一的条件，即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央政府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