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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兵临北京城下时，在最后一次与明廷的议和以失败告终后，盛怒之下说了这么一段话：“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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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也先在和明朝政府议和失败以后，又通过已被攻破的紫荆关调集主力，欲与明帝国决战。这是有资料可验证的。根据《国朝献征录》记载，北京保卫战胜利以后的十月十五日，也先因战败首先奔窜到居庸关下，欲和居庸关外的阿剌知院一道内外夹攻居庸关。进攻居庸关的也先一部有兵马五万余人，也就是说，十月十五日，也先在配合还未攻破居庸关的阿剌知院攻打居庸关的战斗中，共动用了五万余人的兵马，已经比前文的三万余人要多。此记载当不是错误记载，因为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亦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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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先在南侵的过程中，为了补充军需，会派遣各部进行劫掠。这些部落参与劫掠的人有基本固定的规模。在也先军最强盛的时期，入犯明帝国的蒙古部少则五七千，多则一二万。他们围攻明帝国沿边各城堡，以至于在边军民不敢出城樵采收割。可见也先出兵劫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就算最少的一路也远远超过了正统以前的入寇规模。这样的兵力，沿边仅有百人戍守的军堡自然不是对手。也先这种毫无顾忌的入寇，留下了不少关于其入寇的人数和规律的记录。《景泰元年实录》载：景泰元年正月，也先与赛罕王部分首领率领人马一万七千袭击大同阳阿；大同王率领人马一千七百袭击边头关；答儿卜花王率领人马一万七千进攻柴满；铁奇卜花王率领人马七千进攻大同八里店；铁哥平章率领七千围天城；脱脱不花王率领人马进攻野狐岭及万全。此段很详细地记载了瓦剌部入侵的路线及其分部、人数。记载中，也先亲自参与劫掠，说明这股劫掠的蒙古人是也先南侵的主力。可见除去自成一部的脱脱不花，当时也先的总兵力达到四万二千七百人。而这四万二千七百还是减去北京城下战损兵员后的人数，这与前文也先逃奔居庸关时的五万人正好吻合，前后印证，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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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骑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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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十月十五日也先一部一共五万人攻关。结合前文的实录记载，这充分说明也先攻入北京的人马不会只有三万，那么他口述的九万人马当是较为可信的。由此可推测出也先部攻到北京城下的人马当在九万上下，在北京城下的损失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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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另一路脱脱不花的部队。在也先攻破紫荆关之前的九月二十四日，秘密潜入瓦剌的明锦衣卫小旗陈喜同获得情报，趁机逃回明帝国。陈喜同的情报称，脱脱不花王率领一万蒙古军劫掠广宁，后回到野猪口旧营，之后又往西南，欲与也先及阿剌知院二部相约来攻北京。从这段密报可以看出，当时入寇北京的瓦剌部一共分为三部，即也先部、阿剌知院部和脱脱不花部。脱脱不花带领一万人进攻辽东广宁，相关记载同样出现在《明实录》中，不过人数却和陈喜同所言有异：正统十四年九月八日，根据辽东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都督曹义、镇守太监亦失哈等人的奏报，有蒙古军三万余人入境，连破驿、堡、屯、庄八十处，掳去官员、军兵、男子、妇女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人，马六十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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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也先一部攻打紫荆关之前与明英宗一道陷于虏营的岳谦则密报称，也先一部此时共有蒙古军士三万人，又有其他部的二万蒙古军从古北口入犯。此记载的也先一部人数与杨洪所奏完全吻合。两方印证，也先一部在攻关时为三万人无误。那么，岳谦所密报的二万人为何变成了三万人？这多出的一万当为女真诸部。后来自蒙古归来的明军军士在敌营中得知，如今在辽东地区劫掠的敌寇，就是建州、海西等卫的女真人和兀良哈三卫的蒙古人。朝鲜方面亦有相应记载：世宗三十一年（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奏报称，建州首领李满住，勾结海西野人、兀良哈三卫，入犯明帝国。可见脱脱不花到达辽东以后，联合兀良哈部、女真部，大肆抄掠了辽东地区。考虑到辽东被寇的奏报在陈喜同之前，而陈喜同虽然从瓦剌走回，但是接触其高层的可能性不大，所刺探的情报应为自己目睹的大概情况，且脱脱不花为蒙古汗，所带兵力不会比也先少太多。因此综合所论，陈喜同当传报有误。综合史料得出，脱脱不花的队伍人数应在三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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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后一路瓦剌军，《明实录》中并无记载，只在当年十月十五日的条目中一笔带过：“是日（即正统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达贼之未入关者，运板木、草束以攻居庸关，官军用火器击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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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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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人马的首领到底是谁，有多少人，实录中并无记载，但根据当时居庸关守将右副督御史罗通的回忆，也先在北京战况不利，被迫奔逃到居庸关的同时，有一支蒙古别部攻打居庸外部甚急，此时天气非常寒冷，罗通命令将士取水灌城，水结冰以后这一支部队难以继续攻打，于是在僵持七日之后遁走，罗通趁机追击残敌，大破蒙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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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西关志·忠义附》也有记载：“正统己巳（正统十四年）……本年十月，内鞑贼也先、脱脱不花王并阿剌知院诸酋长率三万余众攻围本关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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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十月十五日，自古北口入犯的脱脱不花部显然不可能到达居庸关；而也先在当日攻打北京失败后才逃到居庸关。再配合《国朝献征录》的记载，也先是从关内攻打的居庸关，因此自然不可能于十四日还在居庸关外攻城。那么《西关志·忠义附》里所说的有脱脱不花和也先的队伍当为错误，从外侧攻打居庸关的这一路军队就必然是阿剌知院所部，该部有三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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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参与土木堡之战的瓦剌军士人数要多于北京保卫战时期的人数。瓦剌南侵的目的，一是为了取得和明帝国同等的政治地位，二是为了通过劫掠补充诸部落的物资储备。所以瓦剌俘虏明英宗之后，除了核心本部外，其他的蒙古游骑或转而四散劫掠，或驻扎在已攻陷的明军军堡中搬运粮草。北京保卫战后，李实出使瓦剌时路过独石城，就看见蒙古人依然在搬运独石城的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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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北京保卫战早期，也先、阿剌知院、脱脱不花各率领三万余人深入明境。此后也先通过增兵，自率九万余军队围攻北京。八月时，脱脱不花率领所部第二次入寇辽东，没有参与土木堡之战。那么土木堡之战中，瓦剌参战的部队应是也先一部与阿剌知院一部。再考虑到此前瓦剌经过大半年的动员和准备，可谓倾国而出，而在打完土木堡之战后，相当多的南侵部队四散劫掠或留守后方，也先手中所掌握的主力仍多达十万规模。因此按最保守的估计，土木堡之战中，瓦剌的总兵力应该在十三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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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点可以作为瓦剌军兵力雄厚的例证：正统十四年八月上旬，也就是土木堡之战前夕，明军根据谍报得知瓦剌部即将袭击明军后军。明军派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距，吴克忠部旋即全军覆没。快到晚上的时候，战败的消息传来，明军随即又派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官军四万断后。朱勇部到达鹞儿岭后遇伏，亦全军覆没。朱勇之败在一些史书里被归罪为朱勇“勇无谋”。但是其实此说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陈询在为朱勇撰写的墓志铭中曾谈及朱勇治军，称赞他为人恭和，威而不猛，治军有方，号令严明。朱勇的从军生涯中，战争经验丰富，连一代雄主明成祖都将各类兵政放心托付给朱勇。故史书中“勇无谋”的说法可以算作一种污蔑。虽说墓志铭将责任归罪到监军刘僧冒进导致明军中伏，但是在土木堡之战的前哨战鹞儿岭之战中，久经战阵的朱勇所率的四万大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即全军覆没，这只能说明对方具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鹞儿岭地区的蒙古军队正是也先一部，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当时瓦剌投入了非常雄厚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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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骑兵与步兵的战力差距，我国古典兵书《六韬》中曾有推演，大意是：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名骑兵抵得上八名步兵；在险峻地形上作战，一名骑兵抵得上四名步兵。攻击作战中，十名骑兵就可以击退百名步兵，百名骑兵可以击退千名步兵。虽然《六韬》里的兵力对比模型是建立在战国末年的，但是同等技术条件和战术水平下，骑兵远较步兵具有战斗效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质上，土木堡之战就是瓦剌方面集中优势的十三万瓦剌铁骑，向轻敌冒进然后错误分兵，最后仅剩十三万的明军步兵发动的，如泰山压顶般的合围歼灭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军输得不算冤。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瓦剌真的已经强大到能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动员十万以上骑兵的地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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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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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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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瓦剌：从马前卒到边塞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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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为蒙古语“oira”的音译，汉语意为亲近者、邻近者。元代译为斡亦剌、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歪剌歹、偎剌。明代将“瓦剌”作为对卫拉特蒙古部的通称。清代译为卫拉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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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斡亦剌部为瓦剌的先民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和其他的游牧民族一样，瓦剌的先祖斡亦剌人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游牧范围很广。当时，东起黑龙江，西至额尔齐斯河，南抵楞格河，北至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拥有大量森林资源，很多以游牧和渔猎为生的部落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斡亦剌经常和其他部落为争夺草场和水源而发生战争。在战争和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斡亦剌部落慢慢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