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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道武帝拓跋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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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与柔然的第一次军事接触以北魏的大胜结束。但是好景不长,迁徙到北方的柔然残部首领社仑自称豆伐可汗,并建立了成建制的军队,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这个被北魏瞧不起的“蠕蠕”,甚至在太武帝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包围住了前来讨伐的皇帝亲征军队。当时的战况十分惨烈,蠕蠕骑兵的兵锋直逼皇帝所骑的马匹,士卒大惧。到始光四年,柔然更是再逼云中,直接威胁京师平城。这么看来,中原王朝遭遇北方少数民族的威逼,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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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然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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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御柔然的南侵,北魏曾先后三次大修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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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因为柔然屡犯北魏塞,北魏修筑起了自长川之南,起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两千里的边墙,并派遣军士筑城戍边。此次工程量较为浩大。经现代学者李建丽先生考证,现存在河北地区的北魏长城总长393公里,其东端起点位于张家口市赤城县东南的四十里长蹉南段,向北经白草安梁、被高山至青虎沟村东北,转东北方向至骆驼砦,此后沿用原汉长城向南进入崇礼县,从宣化向西进入张家口市区,向北抵万全、张北;又转向西沿用原秦汉长城旧址,在怀安县桃沟村西入内蒙古兴和县。此北魏长城大部分墙段日后被明长城修缮利用,而未被利用的地方坍塌严重,大部分高不足一米,呈土垄、石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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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献文帝时期,征南将军刁雍提出了修筑长城及边塞的“五利”:“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献文帝采纳其建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修筑长城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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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因柔然犯塞,再起长城及沿边城塞。这次修筑,一共动员了司、幽、定、冀四州的十万人,长城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千里。修建的地点主要是河北,并沿用了大段原燕北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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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建之后,在长期与柔然的战争中,北魏逐渐意识到单靠边墙是无法有效、长久地防御柔然的,必须要建成一个坚实可靠的长城防御体系,以形成一个弹性大、可持续性好、可恢复性强的防御链条。于是,在北魏正始元年(公元504年),源怀上书请筑边堡,这就是北魏的第三次大规模修建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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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修筑,成了北魏的战略重心由塞北转向中原,对北方主要采取守势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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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北魏修筑长城防御体系的经验来看,长城作为单一的防线,无法长久地阻挡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和南侵。因此长城必须依托于军镇,构成统一的防御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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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隋、唐、金都修建、完善过长城防御体系,不过规模已和汉唐及北魏时期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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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到元朝,历代中原王朝所重视的北方防线建设进入了长时间的沉寂期。整个元代基本没有在北方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原有的军事堡垒也少有维护,甚至渐渐颓圮、消失。所以,元末明初,潜在威胁的消失,防御思想的改变,使北方防线上的军事堡垒基本丧失了原有功能,到了明末,一切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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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从零开始的明初宣府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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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由于气候原因,黄河决口。元顺帝下诏开凿黄河故道,征发汴梁等地百姓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修建新河堤八百五十多里,动用石料两千船。在工作强度巨大的徭役压迫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轰轰烈烈的反元起义迅速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明太祖朱元璋乘势而起。十七年后,明军至通州攻占元朝都城元大都,元顺帝与三宫后妃、太子等逃往开平。自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国九十七年的统治,政权退居北方,史称“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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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帝国驱逐了元朝在大都的政权,但是避居开平的北元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心有不甘的北元政权不久就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元帝命令扩廓帖木儿发兵燕京,扩廓帖木儿出雁门,欲寇保安和居庸地区。洪武二年春正月,参将傅有德大败故元脱列伯于宣德。在北元持续、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向强势的朱元璋在洪武二年下诏命令吏民内迁至紫荆关内。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傅有德、刘真等将领审视宣府要害,划定疆域。这便是九边重镇宣府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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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要将宣府以北的百姓“尽徙关内”?其实此举也是朱元璋迫不得已的决定。从唐末开始,少数民族政权逐渐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到明朝初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被北方民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遍地“胡风”,当地百姓对新兴明帝国所高呼的“驱逐胡虏”的口号是否认同,还是值得商榷的。再者,当时明帝国北方防线军事设施空虚,无力对战事做到有效的预警和防御。一旦有警,没有坚固工事保护的百姓很容易遭到北元势力的掳掠和杀戮。同时,明帝国在建国之初,也迫切地希望发展国内生产力,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边防。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明帝国迁徙民众,建立都司,划定疆界,最终设立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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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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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甚至在接近明中期之时,并没有“九边”这一说法。根据《明史》一书中的记载,“九边”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正德元年孙磐的奏疏中。但是根据《明实录》,孙磐的奏疏中“九边”当为“各边”,因此应该是《明史》的误记。不过从孙磐的话中我们也可发现,当时的明人已对北方军镇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规划。到正德十六年五月,也就是明嘉靖帝朱厚熜即位之初,“九边”一词才正式出现在官方的记载之中。具体来说,明帝国的“九边”,是明帝国为防御北方蒙古铁骑而修建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绵延上万里,九边各镇分地防守。明开国之初只有四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来又相继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为“二镇”,是为“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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