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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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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从零开始的明初宣府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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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由于气候原因，黄河决口。元顺帝下诏开凿黄河故道，征发汴梁等地百姓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修建新河堤八百五十多里，动用石料两千船。在工作强度巨大的徭役压迫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轰轰烈烈的反元起义迅速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明太祖朱元璋乘势而起。十七年后，明军至通州攻占元朝都城元大都，元顺帝与三宫后妃、太子等逃往开平。自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国九十七年的统治，政权退居北方，史称“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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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帝国驱逐了元朝在大都的政权，但是避居开平的北元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心有不甘的北元政权不久就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元帝命令扩廓帖木儿发兵燕京，扩廓帖木儿出雁门，欲寇保安和居庸地区。洪武二年春正月，参将傅有德大败故元脱列伯于宣德。在北元持续、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向强势的朱元璋在洪武二年下诏命令吏民内迁至紫荆关内。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傅有德、刘真等将领审视宣府要害，划定疆域。这便是九边重镇宣府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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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要将宣府以北的百姓“尽徙关内”？其实此举也是朱元璋迫不得已的决定。从唐末开始，少数民族政权逐渐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到明朝初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被北方民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遍地“胡风”，当地百姓对新兴明帝国所高呼的“驱逐胡虏”的口号是否认同，还是值得商榷的。再者，当时明帝国北方防线军事设施空虚，无力对战事做到有效的预警和防御。一旦有警，没有坚固工事保护的百姓很容易遭到北元势力的掳掠和杀戮。同时，明帝国在建国之初，也迫切地希望发展国内生产力，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边防。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明帝国迁徙民众，建立都司，划定疆界，最终设立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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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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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甚至在接近明中期之时，并没有“九边”这一说法。根据《明史》一书中的记载，“九边”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正德元年孙磐的奏疏中。但是根据《明实录》，孙磐的奏疏中“九边”当为“各边”，因此应该是《明史》的误记。不过从孙磐的话中我们也可发现，当时的明人已对北方军镇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规划。到正德十六年五月，也就是明嘉靖帝朱厚熜即位之初，“九边”一词才正式出现在官方的记载之中。具体来说，明帝国的“九边”，是明帝国为防御北方蒙古铁骑而修建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绵延上万里，九边各镇分地防守。明开国之初只有四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来又相继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为“二镇”，是为“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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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九边重镇自明初始”这种传统说法是对于九边定位和理解的一个惯性误区。嘉靖之后，“九边”逐渐演变为北方长城及周边防御体系的总称。所以，明代的“九边重镇”，是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经略才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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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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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镇虽然距离京师仅四百余里，但在明初，其防御体系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和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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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洪武二年春，傅有德攻占元朝的宣德府，即明朝的宣府镇城。当时明帝国和故元的战争依然十分激烈，但是北方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沉寂以后，并没有可以作为依托抵抗元军的防御工事，所以，洪武三年，淮安侯华云龙上疏请修北方防御工事。华云龙认为，北方沿边诸关口，东自永平、蓟州、密县，西至五灰岭二千二百余里的边界，可通人马的隘道有一百二十多处，其中官坐岭、王平、紫荆口、芦花寨四地尤为要害，必须凭靠天险，设兵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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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云龙的这份奏疏被认为是明代经略北方要塞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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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可发现，华云龙所提到的需要设险的要塞，均在偏内地的位置：五灰岭（即今五回岭）、官坐岭、紫荆口，均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附近；王平，即今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王平村，亦离当时刚刚攻克不久的宣德府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早在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为了守御北平，就已派遣大将军徐达设置燕山六卫。后来，明于洪武二年八月置燕山前后二卫；洪武三年正月，设通州指挥使司，置蔚州卫指挥使司；三年正月丁巳，置大同左右二卫；三年三月，又于燕山诸卫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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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事迹图》中所绘明代官衙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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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当时明帝国在大同、燕山各地皆设卫镇守，而唯独宣德府没有任何设卫的记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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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样的部署，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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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克通州。八月，徐达自通州出兵，进取元朝京师大都。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开健德门逃遁。明军填壕登城，自齐化门而入，攻陷元大都，夺获两枚玉印和一枚成宗王玺，并封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徐达又封故宫殿门，命令指挥张焕以千人防守，并巡逻古北口。九月，大将军徐达再次派遣副将军常遇春及傅有德发兵北平，取未下州郡，尽克全燕地区。在这前后，燕京新定，立足未稳，元的残余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朱元璋在燕京地区设置燕京六卫，是当时形势的必然结果。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考虑是正确的。而明帝国虽然设置了燕京六卫，但要防御偌大的故元京师及京畿地区，兵力却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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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说过，故元残余势力在洪武元年经常入侵犯边。洪武二年二月，故元丞相也速又率大军入侵通州，通州守军在当时不满千人，虽然最后平掌曹良臣用奇计击退了元兵，但是明帝国经过此役也意识到了燕地军事力量的薄弱。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主再次北遁。经过此役，蓟北平定下来。之后，明帝国终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故元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明帝国才在常遇春攻克开平的同月，增加了燕山前后二卫，更在洪武三年的正月，在通州设立了通州指挥使司，用以加强通州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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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卫所设置和通州相仿。当时，明军在山西和陕西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而洪武二年八月，元主北逃至盖里泊，命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进攻大同，被明将李文忠打败。接连大败的故元政权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新兴的大明政权，打消了恢复基业的意图。洪武三年正月，明军在大同设置大同左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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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明军在大同、通州等地区设置军事单位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该地曾遭到过大规模的入侵，但暂时不会有相同规模的入侵，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战略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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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军攻克宣德府（即后来的宣府）一事，《明太祖实录》中竟没有记载，仅《殊域周咨录》中将此事一笔带过，对戍守的描述也只有“国初惟遣将卒番守”这一句话。这些均指向一个事实——在明初，宣府根本就不是一个“要地”，其战略意义甚至低到攻克以后实录不载的程度。其中原因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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