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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从零开始的明初宣府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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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由于气候原因,黄河决口。元顺帝下诏开凿黄河故道,征发汴梁等地百姓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修建新河堤八百五十多里,动用石料两千船。在工作强度巨大的徭役压迫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轰轰烈烈的反元起义迅速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明太祖朱元璋乘势而起。十七年后,明军至通州攻占元朝都城元大都,元顺帝与三宫后妃、太子等逃往开平。自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国九十七年的统治,政权退居北方,史称“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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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帝国驱逐了元朝在大都的政权,但是避居开平的北元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心有不甘的北元政权不久就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元帝命令扩廓帖木儿发兵燕京,扩廓帖木儿出雁门,欲寇保安和居庸地区。洪武二年春正月,参将傅有德大败故元脱列伯于宣德。在北元持续、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向强势的朱元璋在洪武二年下诏命令吏民内迁至紫荆关内。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傅有德、刘真等将领审视宣府要害,划定疆域。这便是九边重镇宣府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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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要将宣府以北的百姓“尽徙关内”?其实此举也是朱元璋迫不得已的决定。从唐末开始,少数民族政权逐渐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到明朝初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被北方民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遍地“胡风”,当地百姓对新兴明帝国所高呼的“驱逐胡虏”的口号是否认同,还是值得商榷的。再者,当时明帝国北方防线军事设施空虚,无力对战事做到有效的预警和防御。一旦有警,没有坚固工事保护的百姓很容易遭到北元势力的掳掠和杀戮。同时,明帝国在建国之初,也迫切地希望发展国内生产力,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边防。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明帝国迁徙民众,建立都司,划定疆界,最终设立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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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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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甚至在接近明中期之时,并没有“九边”这一说法。根据《明史》一书中的记载,“九边”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正德元年孙磐的奏疏中。但是根据《明实录》,孙磐的奏疏中“九边”当为“各边”,因此应该是《明史》的误记。不过从孙磐的话中我们也可发现,当时的明人已对北方军镇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规划。到正德十六年五月,也就是明嘉靖帝朱厚熜即位之初,“九边”一词才正式出现在官方的记载之中。具体来说,明帝国的“九边”,是明帝国为防御北方蒙古铁骑而修建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绵延上万里,九边各镇分地防守。明开国之初只有四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来又相继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为“二镇”,是为“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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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九边重镇自明初始”这种传统说法是对于九边定位和理解的一个惯性误区。嘉靖之后,“九边”逐渐演变为北方长城及周边防御体系的总称。所以,明代的“九边重镇”,是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经略才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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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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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镇虽然距离京师仅四百余里,但在明初,其防御体系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和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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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洪武二年春,傅有德攻占元朝的宣德府,即明朝的宣府镇城。当时明帝国和故元的战争依然十分激烈,但是北方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沉寂以后,并没有可以作为依托抵抗元军的防御工事,所以,洪武三年,淮安侯华云龙上疏请修北方防御工事。华云龙认为,北方沿边诸关口,东自永平、蓟州、密县,西至五灰岭二千二百余里的边界,可通人马的隘道有一百二十多处,其中官坐岭、王平、紫荆口、芦花寨四地尤为要害,必须凭靠天险,设兵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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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云龙的这份奏疏被认为是明代经略北方要塞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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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可发现,华云龙所提到的需要设险的要塞,均在偏内地的位置:五灰岭(即今五回岭)、官坐岭、紫荆口,均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附近;王平,即今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王平村,亦离当时刚刚攻克不久的宣德府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早在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为了守御北平,就已派遣大将军徐达设置燕山六卫。后来,明于洪武二年八月置燕山前后二卫;洪武三年正月,设通州指挥使司,置蔚州卫指挥使司;三年正月丁巳,置大同左右二卫;三年三月,又于燕山诸卫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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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事迹图》中所绘明代官衙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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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当时明帝国在大同、燕山各地皆设卫镇守,而唯独宣德府没有任何设卫的记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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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样的部署,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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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克通州。八月,徐达自通州出兵,进取元朝京师大都。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开健德门逃遁。明军填壕登城,自齐化门而入,攻陷元大都,夺获两枚玉印和一枚成宗王玺,并封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徐达又封故宫殿门,命令指挥张焕以千人防守,并巡逻古北口。九月,大将军徐达再次派遣副将军常遇春及傅有德发兵北平,取未下州郡,尽克全燕地区。在这前后,燕京新定,立足未稳,元的残余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朱元璋在燕京地区设置燕京六卫,是当时形势的必然结果。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考虑是正确的。而明帝国虽然设置了燕京六卫,但要防御偌大的故元京师及京畿地区,兵力却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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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说过,故元残余势力在洪武元年经常入侵犯边。洪武二年二月,故元丞相也速又率大军入侵通州,通州守军在当时不满千人,虽然最后平掌曹良臣用奇计击退了元兵,但是明帝国经过此役也意识到了燕地军事力量的薄弱。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主再次北遁。经过此役,蓟北平定下来。之后,明帝国终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故元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明帝国才在常遇春攻克开平的同月,增加了燕山前后二卫,更在洪武三年的正月,在通州设立了通州指挥使司,用以加强通州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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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卫所设置和通州相仿。当时,明军在山西和陕西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而洪武二年八月,元主北逃至盖里泊,命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进攻大同,被明将李文忠打败。接连大败的故元政权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新兴的大明政权,打消了恢复基业的意图。洪武三年正月,明军在大同设置大同左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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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明军在大同、通州等地区设置军事单位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该地曾遭到过大规模的入侵,但暂时不会有相同规模的入侵,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战略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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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军攻克宣德府(即后来的宣府)一事,《明太祖实录》中竟没有记载,仅《殊域周咨录》中将此事一笔带过,对戍守的描述也只有“国初惟遣将卒番守”这一句话。这些均指向一个事实——在明初,宣府根本就不是一个“要地”,其战略意义甚至低到攻克以后实录不载的程度。其中原因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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