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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样的部署，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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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克通州。八月，徐达自通州出兵，进取元朝京师大都。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开健德门逃遁。明军填壕登城，自齐化门而入，攻陷元大都，夺获两枚玉印和一枚成宗王玺，并封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徐达又封故宫殿门，命令指挥张焕以千人防守，并巡逻古北口。九月，大将军徐达再次派遣副将军常遇春及傅有德发兵北平，取未下州郡，尽克全燕地区。在这前后，燕京新定，立足未稳，元的残余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朱元璋在燕京地区设置燕京六卫，是当时形势的必然结果。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考虑是正确的。而明帝国虽然设置了燕京六卫，但要防御偌大的故元京师及京畿地区，兵力却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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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说过，故元残余势力在洪武元年经常入侵犯边。洪武二年二月，故元丞相也速又率大军入侵通州，通州守军在当时不满千人，虽然最后平掌曹良臣用奇计击退了元兵，但是明帝国经过此役也意识到了燕地军事力量的薄弱。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主再次北遁。经过此役，蓟北平定下来。之后，明帝国终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故元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明帝国才在常遇春攻克开平的同月，增加了燕山前后二卫，更在洪武三年的正月，在通州设立了通州指挥使司，用以加强通州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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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卫所设置和通州相仿。当时，明军在山西和陕西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而洪武二年八月，元主北逃至盖里泊，命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进攻大同，被明将李文忠打败。接连大败的故元政权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新兴的大明政权，打消了恢复基业的意图。洪武三年正月，明军在大同设置大同左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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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明军在大同、通州等地区设置军事单位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该地曾遭到过大规模的入侵，但暂时不会有相同规模的入侵，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战略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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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军攻克宣德府（即后来的宣府）一事，《明太祖实录》中竟没有记载，仅《殊域周咨录》中将此事一笔带过，对戍守的描述也只有“国初惟遣将卒番守”这一句话。这些均指向一个事实——在明初，宣府根本就不是一个“要地”，其战略意义甚至低到攻克以后实录不载的程度。其中原因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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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宣府并未处于元明军事冲突的中心。按照当时的情况，明军和元军的主要争夺地区在陕西、山西与燕京一带。当时陕西全境仍掌握在元军手中，辽东地区也仍然是元军的天下。那么，明军当时的军事重心便是陕西地区和燕京地区。而且事实也证明宣府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没有设置卫所的必要，城内守军可以基本满足军事需要。这在洪武初期并无元军大规模攻掠宣府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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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事迹图》中所绘明代官兵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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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宣府并非当时北方要塞防御重点区。按照洪武三年淮安侯的奏疏来看，洪武初期北方最初的防御线是大同—紫荆—居庸—燕山。而紫荆口距离当时的宣府尚有上百里的距离。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宣府地区当时无险可守。这一点也可以从朱元璋内徙居民的政策中得到印证：“以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故也。”也就是说，当时宣府以北的地区是没有烽堠的。明初的宣府地区，基本是无城池、无烽燧、无守军的“不设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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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点来看，在明初虽无敌人大规模侵入但是零散侵犯频繁出现的情况下，一个毫无屏障、并不在防线规划范围内、元明双方都不重视的城池，实在没有资格被后世誉为“皇明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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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明代以前，宣府一直是北方重镇。所以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在“斥堠未立，保聚为难故”的情况下不得不内徙居民，收缩防线，将北方防御线划至靠近内地的紫荆口地区，但是明朝并没有放弃北方地区。在内徙宣府居民以后，明朝便开始腾出手来完善北方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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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以后，故元在西北、东部战场相继失利。先是元兵攻大同、通州未果，洪武三年故元将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围明帝国兰州府之战更成了故元势力对明帝国边境城池最后一次有威胁性的进攻。当时兰州指挥张温固守城池以待援兵，王保保进攻不利，又害怕明军的援军到来，最终败退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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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后不久，明朝再次发兵，意图消灭故元残部。李文忠自开平进兵，攻陷应昌，俘虏了元主之孙买的里八剌和故元官属。洪武四年二月，淮安侯华云龙大破驴儿，攻取开平诸寨，故元残部辽阳行省大震。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使奉上辽东州郡地图和军马钱粮，正式归降明朝，此时西路明军亦一路高歌猛进，克取陕西，至此中国全境大局已定。故元兵曾在洪武六年四月寇武朔，但随即被明军陈德、郭子兴击败，不久徐达再次大破故元将王保保于怀柔，故元兵远遁漠北，再无能力对明帝国边境进行大规模入犯。故元军事力量强大的势力要么被明军消灭，要么望风归附明朝，随着洪武二十年故元将领纳哈出的投降以及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指挥的捕鱼儿海大捷，故元势力彻底瓦解，再无能力组织大规模兵团作战。频繁迁徙的故元政权，其首领也是频繁地变换，自脱古思帖木儿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五个最高首领，而且都不曾善终，以至于蒙古诸部都不知道“帝号”为何。不久之后，鬼力赤篡立，自称可汗，去大元国号，自称鞑靼部，随风飘摇的北元政权灭亡，蒙古的鞑靼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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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以后，明朝和故元之间的冲突变少。除蓝玉远征土剌河击败王保保的战役外，明军对北方战事趋于保守，故元也没有实力进行反击。同样，在洪武三年至洪武二十一年这个时间段中，鲜有宣府地区被侵扰的记载，可见宣府地区的边防形势是趋于好转和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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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上帝视角”去看待历史问题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上，从当时明初的大环境来看，就会明白：在已经初步划定北方防御地段（紫荆口一线）的情况下，在长期没有敌人侵扰的宣府地区部署重兵、修筑雄城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毕竟它并不在元明冲突的焦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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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并非是战争的焦点地区，宣府镇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在该地实行的屯田制度成为其日后兴起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暂时故元兵已无法对明朝边境城池造成较大威胁，但是明朝边境力量不足、军事单位设置不完善始终是一个问题。洪武中期，很多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将领故去，朱元璋必须要考虑明朝未来的军事走向和军事部署。针对这个情况，在洪武十八年，大学士宋纳上守边策，认为如今最急迫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保证庞大军队的吃饭问题，他建议朱元璋仿照前代，创立屯田制度。各个驻扎的军队以所驻范围东西五百里为界开展屯田，让军队自给自足的同时又能安心操练，遇敌则战，寇去则耕。史载，朱元璋马上采纳了宋纳的建议，并很快开始实施。可以说，宋纳针对当时元明的形势，尖锐、精辟地分析出了当时的态势和明军今后的路线。虽然当时边境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但是明朝也无法保证今后的战守形势。既然明帝国无法保证未来明军的战斗力能媲美明初的虎狼之师，更无力全歼故元残部，那么明军要做的只能是积极备战，时刻准备反击，以及做好自卫工作。可是明初全国军队数量达到了二百万左右，如果军饷全部出自民间，无疑会造成巨大的负担。所以屯田制度应运而生。屯田制被明帝国定为国策，在全国迅速实施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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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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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鞑靼崛起与宣府防御的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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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纳的建言可以说非常有预见性。洪武二十五年春，安庆侯仇政、西凉侯濮玙前往宣府整理武备，而其巡查的结果是，因为敌人在明初元明激烈交战后势力大大减弱，沿边诸州整体处于较为和平的状态，所以武备渐弛。深感担忧的朱元璋分遣重臣治理边务，力图扭转军力下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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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明朝派遣仇政整理振武和朔州；派遣濮玙整理岢岚和蔚州；派都督刘真、指挥使李彬整理宣府，修筑障塞，历经宣德、舆和、云州、大舆、保安、龙庆、怀来等处，度量城隍，增设险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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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侯爵封号的仇政管理的振武和朔州位于大同附近；同样拥有侯爵封号的濮玙管理的岢岚位于晋西北地区，蔚州更是位于靠近紫荆口的腹地。可见当时明军的主要设防地区还是山西西北部。同时，洪武三年设置的紫荆口防线有了较大发展，向前拓至蔚州地区，说明明朝北边的军事形势有了较大的改善。另外，从宣德与舆和、云州、大舆、保安、龙庆、怀来等处并列布置可以看出，尽管以上诸地后来被划入宣府镇管辖范围，但当时的宣德府并没有成为九边地区宣府镇的中心区域。当时的宣德府和其他城镇并无太大区别。不过明朝已经开始注意到宣府的重要性，也为后来的经略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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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宣德府地区的军事设施发展依然比较缓慢。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太祖为了加强大同地区的防御，先后设立了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卫、阳和卫、天城卫、怀安卫、万全左右卫、宣府左右卫于大同之东。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把大同当成北方防线的重镇，所有的卫所设置都离不开大同府的周围。也就是说，当时的宣府卫所，只是大同防御体系的一个衍生品，并不是单独的镇城设置。宣府作为一个附属品，建立了最初的防御力量，标志着其成为未来北方重要防御链一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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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也是决定明帝国后来边防走向的时期。在此之前，明帝国对内方针是发展经济和农业，完善政府设施，镇压国内反对势力，巩固明朝的内部权力，为明朝的发展打下基础；对外则是刚柔并施，厚待元宗室以及“归化”的蒙古人，毫不留情地打击不断骚扰明帝国边境的蒙古游骑。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意识到明朝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消灭蒙古，自己开始力不从心，明初的骁将也大多都已不在人世。在这种双方僵持的情况下，经过之前对边境初步的修筑、规划和卫所的基本部署，朱元璋终于定下了以修建边防要塞、维持边境稳定为主的保守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