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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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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落入也先局中的明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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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土木堡之战，必须先从明军荒唐的战前准备说起。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领着不到十六万的明军正式踏上了亲征道路。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明军在行军途中毫无纪律，明英宗甚至不得不诏谕随行文武官员，晓以行军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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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明军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到达了大同。结果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告诉王振，如果明军继续出师，将正中也先的诡计。这一记载说明明英宗本来的亲征计划是以大同为中途站，继续北上与也先在明帝国边境之外进行主力决战。亲征军在进驻大同以后，便派遣前军从大同出击，瓦剌军队则从侧面证明了明英宗的这个计划。但是郭敬的密报可不是虚张声势的恐吓，因为在明英宗进军时，之前势如破竹般横扫明帝国边城和守军的瓦剌军队，竟然全部退出到了塞外。同时，也先及阿剌知院所部的游骑也开始在宣大一路袭扰。在这种态势下，再结合郭敬的密报，只能说明明英宗的亲征军进军的时候，也先就在塞外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亲征军深入。李贤的《古穰杂录》中也验证了这一敌情：“寇亦开避，待我深入。”加之当时又出现了各种奇异的天象，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连续几天大雨滂沱，这似乎是冥冥中在印证郭敬的说法，给予明军警示。于是，最终明军自大同回师，大军东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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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明军的指挥层又因为回师路线问题而产生了分歧。《国朝献征录》记载，当时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亲征军宜自紫荆关返回京师。曹鼐向皇帝汇报以后，皇帝并没有采纳，而是决定往东行进，自居庸关入关，这一决定也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战惨剧的发生。由大同入紫荆关，则必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明实录》称，明军最终不由紫荆关返回的原因是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家乡的稼禾。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略为牵强，清修的《明史》也认为此记载并不符合史实。《明史》进而认为，是明英宗自己不采纳自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要走居庸关。无独有偶，《宣府镇志》中也记载郭登奏请以后，王振也邀请明英宗回师，丝毫没有提及怕毁损家乡庄稼的事情。那么整件事情的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在郭登奏请亲征军自紫荆关回师以后，王振也请求明英宗自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并未听取意见，执意从居庸关回师。《明实录》为了避尊者讳，就将不从紫荆关回师的责任推给了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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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进军、回师及瓦剌伐明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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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南门——景仙门，门楼为万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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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明英宗执意不从紫荆关回师呢？一方面，也先和阿剌知院的主力全部在亲征军进军和回师的路线上，明英宗很可能仍在寻求和瓦剌的决战。毕竟对于这个年轻的皇帝而言，在朝臣激烈反对亲征的情况下，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无疑是对反对者最好的回击。另一方面，自蔚州入紫荆关回师，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虽然土木堡之战以后，论者多将明军战败的原因归罪到明军自居庸关回师这一错误决定上——因为根据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大同地区的地图来看，当时大同至蔚州城途中有聚落城、许家庄堡、广灵城、顺圣川东城、灵丘城、浑源城等多个城堡可以作庇护——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做选择题，A选择错误，不等于B选择正确。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以后才逐渐筑成的，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就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如前所说，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且大同镇多为平原，一旦准备不足且正在行军的明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在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上遭遇，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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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不选A也不选B，留在大同，又是否可行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明英宗东行回师后不久，大同就遭到了也先的毁灭性打击，大同城几乎被攻破。在也先大军的猛烈围攻下，大同城门日夜紧闭，军士多战死，存活下来的也全部伤残。大同守将郭登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亲自慰问伤者，为伤兵敷药。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战事都非常消极，甚至有人委婉地向郭登表达了开城投降也先的想法。郭登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发誓将与大同城共存亡，如果城破，我也不会让诸君独死，到时我将会自裁以谢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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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九边部分城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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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筑城及砖包时间 城堡参数 聚落城 始创于弘治十三年，隆庆六年砖包 周长三里，高三丈七尺 许家庄堡 原为民堡，嘉靖三十九年更为军堡，万历二十九年砖包 周长三里余，高三丈六尺 广灵城 土筑于洪武六年，万历元年砖包 周长二里余，高四丈 浑源城 明朝之前既已存在，万历元年砖包 周长四里余，高四丈 灵丘城 天顺三年土筑，万历二十八年砖包 周长四里余，高三丈五尺 顺圣东城 土筑于天顺四年，嘉靖四十三年重修，万历四年砖包 无数据 从十四年六月也先率大军进犯大同镇，到八月明英宗回师，两个月中，也先都不曾冒险进攻坚固的大同镇，为何却在明英宗亲征军驻跸大同后不久就直扑大同镇城，几乎把大同城打残？这就透露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信息：也先已经完全摸透了大同镇甚至整个北方边镇防御体系的不足，即一旦将镇城斩首，明军将毫无还手之力。在明初那种无边墙、少墩台、少城堡的情况下，一旦镇城被打残，整个防御体系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之后，也先便可以安心地寻求最佳时机和明军进行战略决战。可见，打残大同城，让大同镇城不能对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支援，是也先战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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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年，时任宣大山西三镇总督杨时宁所绘制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的《山西镇总图》。在土木堡之变前，山西、大同至蔚州依然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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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打残大同镇城以后，四处搜寻明军的动向，以求决战。《正统临戎录》中有很直接的记载。据明英宗亲口所说，正统十四年八月，他亲领人马到大同，回师的时候遭到了也先人马的追袭。这很直接地说明了明英宗当时完全知道也先在追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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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如果驻留大同城，亲征军确实能够加强大同的防务。但大同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与瓦剌铁骑进行野战，大同总督宋瑛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将近二十万军队以及大量随行人员，又是一个“后勤黑洞”。届时，如果瓦剌围困大同，巨大的后勤压力将压垮亲征军，汉初“白登之围”和始光元年北魏皇帝被柔然围困的悲剧必将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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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军指挥层恰是因为发现了也先的意图，所以才选择放弃紫荆关路线，改走宣府路线。既然明英宗很清楚也先的目的，那么《明实录》中所说的明军进军时蒙古军全部退出到塞外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也先收缩兵力、准备合围明军的战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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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英宗还回忆说：“有伯颜帖木儿来时摆下着传报马传说，今遇见大明皇帝驾了，着也先急领人马前来对敌。”这说明当时也先探马四出，拼命探寻这支亲征军的路线。瓦剌军一旦掌握消息，便会立刻聚兵一处进行攻击。因此亲征军刚离开大同不久，大同便被打残，仅能勉强自守，根本无法做到任何支援。这就是也先的第一招撒手锏。也就是说，不管亲征军选择哪条回师路线，大同都是肯定要被攻打的。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大同至蔚州再到紫荆关的路线是不可行的。毕竟沿路皆为平原，无险可守，一旦被瓦剌探马侦知，必然遭到也先骑兵的追袭。在没有烟墩传报的情况下，行军中的明军即使发现了也先大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结阵对敌。在这样的平原战场上，明军根本避免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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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明军选择自多山川、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宣府地区返回京师，是正确思路。或许在明英宗那个年轻而冲动的头脑里，还留有一丝幻想，觉得自己能够率领明军在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域击败瓦剌军。但是，历史似乎有一种黑色幽默。虽然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对方更具天时地利人和，双方统率的能力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明军依然无法避免在毫无军事后援的情况下被也先主力突然合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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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同镇城和瓦剌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亲征军的回师却似乎十分顺利，一路上并无瓦剌军队截击。当亲征军到达雷家站（今新保安镇）后的八月十三日，丧钟终于敲响。根据宣府谍报，瓦剌军队将袭明军后部。结合《正统临戎录》中“传报马传说”的记载，说明也先集中主力打残大同以后，就迅速分散，派出了大量探马，侦察亲征军的位置。接下来就是吴克忠与朱勇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的两番惨败和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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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家站距离宣府镇城非常近，而鹞儿岭离宣府镇城更近。那么为何也先大军能如此嚣张地率军深入宣府镇腹地？莫非真的是杨洪被吓破了胆，以至于“惊惶无措，闭门不出”？又或者他与瓦剌有什么暗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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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土木堡之战期间，杨洪眼见也先发大兵南下而不驰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被蒙古人称呼为“杨王”的猛将，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计无所出的庸人。他也没有跟瓦剌暗中勾结。他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宣府镇城太大，军士又太少。也先大军来袭时，作为中枢的宣府镇城根本无法对其他地方进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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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镇城周二十四里，换算成现在的单位，约为12864米。而宣府镇城当时的军士有多少呢？根据杨洪刚上任时候的奏疏，可以发现此时的镇城军士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余人。也就是说，如果平铺到整个城墙，平均近一米才有一名明军。此外，宣府镇城附属的各种防御工事中还需要大量驻军。杨洪手头的这一万多人中还多有老弱残疾、不堪操练者，再算上操纵火器、使用大型城防武器以及后勤之类的人员，城墙上军士密度当远小于近一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