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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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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以后,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惧,认为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消灭,明帝国京城旦夕可破,于是不顾攻打紫荆关后士卒疲惫,需要休整,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让瓦剌铁骑人困马乏,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疲惫的也先部看到严阵以待的明军,士气更为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叛阉”内官喜宁再次动起了脑筋。他唆使也先让明朝大臣前来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但是明帝国只派遣了官职低微的王复、赵荣朝见明英宗,以示绝不妥协之意,“也先气益沮”。和谈的可能彻底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也先开始通过紫荆关向北京方向集结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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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斗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也先军先以小股骑兵窥探德胜门,于是于谦在德胜门外两旁空房内设伏,并先派遣数骑迎战,佯装败走,诱敌深入。也先军中计,派遣万余骑兵直追,此时道路两侧空房内伏兵骤起,击发神炮火器,也先骑兵力不能敌,只得撤出德胜门。德胜门之战明军虽然击退了也先军,但是明显没有对瓦剌造成巨大的杀伤。瓦剌在撤出德胜门以后,马上南下至西直门。孙镗前往抵抗,甚至手刃瓦剌前锋数人。此后也先军佯装北撤,孙镗中了也先军的计谋,追了出去。随后瓦剌增兵包围孙镗,孙镗力不能敌,且战且退,重新退到西直门,想要入城。但守城官程信严守于谦的命令,坚决不许孙镗入城,只是命令城头守军发箭炮协助孙镗。孙镗只得抱着必死成仁的决心与瓦剌军死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最终高礼和毛福寿前来救援,不久石亨也分兵前来救援,瓦剌退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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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王敬、武兴率领部众列阵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武兴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报效内官数百骑列于后。连太监都骑马上阵,可见明军临时拼凑的成分。也先军到来后,明军以神铳轰退了也先军。不料敌军刚一后退,内官报效者就为了争夺战功,纷纷跃马而出。虽然临时征募的内官队伍漫无军纪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对明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因为报效内官骑兵的乱冲,也先军见有机可乘,乘势杀回。明军阵破大败,被瓦剌军一路追逐至土城下,都督武兴中箭战死。紧要关头,王竑与毛福寿急忙来援,也先军眼见无力攻下北京,明军勤王大军又渐渐接近京师,不得已率军退出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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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得归者十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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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军的退军路线十分值得解说。根据《明实录》记载,在也先退却的同日,即十月十五日,居庸关遭到了鞑靼之未入关者(即阿剌知院)三万余人的攻打。如前面所说,撤军的也先同样加入了攻打居庸关的战团。史料记载“十五日,虏去。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也先出居庸攻关共五万余人”。然而此记载中伯颜帖木儿先奉明英宗出紫荆关当为谬误,因为根据《西关志》,也先在进攻居庸关不力以后才“转寇紫荆”,可见也先军并没有先过紫荆关。那么就是说,当时居庸关被外部的阿剌知院和内部的也先共八万余主力攻打,战况十分惨烈。当时守卫居庸关的守将为副都御使罗通,罗通据城固守,视死如归。在瓦剌两部猛烈的攻打之下,居庸关西南隅栅突然颓圮,罗通急命老弱浇水灌城,当时天气寒冷,滴水为冰,冰城立成,吓得瓦剌军不敢靠近。僵持七日后,居庸守将潘成、赵玟认为,居庸关兵力不足,守军以客军和募兵为主,长此以往,居庸关一定会沦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奇兵巧出,歼敌于不测。于是明军选择了夜袭。明军观察到,瓦剌军夜间休息时,二人共宿一革囊,睡于两马之上。这样一旦有警,只要有一人惊醒,就会连带叫醒第二个人,并且快速上马。瓦剌军夜晚宿营的时候用精锐重装骑兵将其他军队围在当中,以为屏障。另外每骑随一犬,有警则以犬吠为号。如此小心谨慎的军事部署,若要夜袭瓦剌大营,以明军现有的兵力,实为不易。于是罗通煮了不少熟羊肉,然后下药。在后半夜的时候,罗通命令“夜不收”悄然靠近瓦剌军边缘,持羊肉投喂恶犬。狗吃了下药的羊肉,纷纷中招倒地不起,明军用石块掷之,活狗已然成了死狗。于是明军用绳索连套铁骑马足,使其不能任意奔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胜利女神慢慢偏向明军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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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充分的明军主力悄悄打开居庸城门,涌入瓦剌军营。在瓦剌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明军环绕也先军大营,突然举火鼓噪,杀声震天,并举火炮四面乱击。迷迷糊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瓦剌军大惊失色,纷纷准备上马迎战。然而正在休息的战马受到明军火把、鼓噪和大炮的惊吓,变得狂躁而不受控制。战马嘶鸣,咆哮跳跃,欲要脱离此地,殊不知越是跳跃挣扎,明军套在马足上的绳索收缩得越紧,使得被裹在重装骑兵内部的瓦剌人更加无法突围。明军眼见时机成熟,纷纷架炮轰击外围瓦剌铁骑,瓦剌军人马在铁骑圈内自相践踏,死者数千,蒙古军大溃。明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俘虏瓦剌军统帅那吉帖木儿,斩夺人马盔甲以及弓箭数以千计,并夺回了瓦剌军所掳掠的京师城外居民。居庸关内的也先主力溃散后直奔紫荆关,居庸关外阿剌知院部也远遁,居庸关之围遂解。但也先没想到的是,他的噩梦还没有结束。由于在居庸关耽误时间过多,明将石亨的追兵在也先溃逃时正好在紫荆关追上了他。也先军当时新败,军心本就不稳,也先亦惧怕石亨的追击。石亨利用他的这种心态,派遣间谍假意投降,到也先军营中,对也先说,石亨尚未至阵中,如今在阵中的统帅是假石亨,是来震慑你的军心的。也先因为刚刚战败,判断力下降,听信了明军间谍的话,率军来攻石亨。石亨趁着也先掉以轻心的好机会,率领石彪并精骑数十名,突然奋声大呼,直贯也先阵中,左右驰突,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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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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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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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石亨能用小股人马直突也先阵营。因为两军对阵中,阵形已经布下,如果有小股敌军在己方所料未及的情况下突入,低级指挥官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脱离大军阵形,而指挥万人的高级指挥官很难指挥数万大军针对仅仅几十个人的袭击及时做出反应。石亨带着数十个人刀斧齐下,左冲右突,极大地扰乱了也先军阵形。明军见有机可乘,主力直突也先大阵,也先军大败。之前被瓦剌人劫去的羊马及财物也被明军缴获,而石亨部没有救出被掳百姓的记载也正好与罗通救出被掳百姓的记载相对应。此战后,石亨的威名为瓦剌所知,以至于骁勇善战的蒙古勇士都称呼石亨为“石亨爷爷”。从这以后,瓦剌军再也不敢深入明朝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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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野战力量杨洪也连连大捷。在也先从北京撤退后,杨洪奉命与孙镗、范广等人率兵剿灭京畿附近那些尚未后撤,仍然在大肆劫掠的也先军残部。杨洪等一路进兵先至涿州,于霸州与“残虏”相遇,大破之,夺回被掳人口万余,马牛羊不计其数。此后杨洪又于固安取得大捷,生擒瓦剌将领阿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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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北京之战中瓦剌方面的伤亡情况。在明代人的记述中,也先的部队损失相当惨重。“所掠羊马货物弃遗如丘陵,虏号而奔,蹶枕藉,得归者才十之二三。”根据前文,如受到锦衣卫拷打的也先奸细所说,也先军在大同及北京保卫战中,战死病死的人达到万余,此为也先方面的记载。也先口中的战损是否准确,可以与明帝国方面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兵额折损的相关记载做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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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北京保卫战期间,对也先造成最大战损的明军当属石亨部。这个大同惨败的幸存者,在土木堡之变后,以失职的罪名被押赴京师审问。不久,也先长驱京师,此时有人向景泰帝推荐作战神勇的石亨,景泰帝命令石亨出狱,戴罪立功。于是整个北京保卫战成了石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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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亨统兵出安定门,遭遇瓦剌骑兵,石亨竟单骑挺刃而入,跃马左右驰突,“独杀数十人”,其侄石彪随后手抡板斧,跃马跳入虏阵,左右驰突。石亨、石彪的神勇极大地振奋了明军士气,诸军欢呼雀跃,声震天地。瓦剌不敌,向南退却,石亨却不依不饶,从城北一路追至城南,再次与蒙古军交战。蒙古军力不能支,向南溃退,此后石亨追打瓦剌三日之久,直至紫荆关,终于再次和蒙古军进行了大规模交战。勇猛的石亨及部下奋声大呼,手拿板斧直冲蒙古军阵,刀斧齐下连杀敌军数百人。石亨凭借此战成为北京保卫战中战功最卓著的将领。《明实录》记载:“以武清侯石亨缴功次。册内将当先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升一级,阵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升二级。”这是战后明帝国对石亨部的封赏。北京保卫战时期的赏赐标准是:“敢勇当先,生获贼一名,或斩首一级,军民官总小旗甲军人升一级。”(也先攻入北京之前景泰帝之命令)也就是说,升一级的条件便是杀死或者生擒蒙古军一名。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石亨一部杀伤、俘获的瓦剌军在1988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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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石亨部外,宣府总兵杨洪所率明军也对瓦剌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北京保卫战期间,杨洪曾率军六万追击败退的瓦剌军。杨洪一路追至拗羊山,击败其众,斩首数百级,俘虏敌酋阿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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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明军的斩首数实际上要比真实的杀敌数少得多。因为蒙古素以拖回同伴尸体为战场首功,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比如匈奴人就规定谁带回战死者的尸体,谁就可以分享死者的全部财产。因此,如果明军在一战中斩首数百级,那么瓦剌就可能付出了十余倍甚至更多的死伤。据推算,杨洪一路对瓦剌的杀伤数当为一二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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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也先攻击北京时,大约有十万之众,奔逃到居庸关时仅余五万余人。石亨部和杨洪部作为明军主要野战队伍,共同的战绩大约在三万到四万间。因此瓦剌方的兵力损失与明军的战绩正好能够对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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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按照军事常识,最后掌握战场的一方宣布的战果更接近真实。如果这个战果能与对方兵力损失情况对应上,那就更具说服力了。因此可以说,在北京保卫战中,瓦剌阵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那么为什么也先方面只承认一万多的己方战损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这类具有裹挟被征服者性质的联军,往往只会计算己方核心力量的损失,对仆从势力或部落的损失则会无视。由此看来,也先方所承认的一万多损失,很有可能仅指瓦剌本部的损失,至于鞑靼、兀良哈、哈密、沙州乃至女真仆从军的损失则被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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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个重要分歧,那就是北京保卫战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记载。当时也先即将折返,于谦组织城头大炮炮轰也先营,毙敌众多。关于于谦到底用大炮打死了多少瓦剌军,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国朝献征录》中王世贞为于谦撰写的传记,关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于谦)亟擐甲,统大营,营于德胜门外。诸门皆有兵,总二十二万。虏见我兵胜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我。谦乃设伏于空屋,使数骑诱虏,虏遂以万骑来薄,我伏发败之。孙镗毛福寿复败之西直门。谦使谍谍上皇,轝驾远。夜,令人以火砲击其营。死者千计。贼遂退。”而另一个则是倪岳为于谦撰写的神道碑,记载于谦在最后一役举炮击死敌军万余:“敌觇我军严整,不敢有加于我,我亦不敢向敌轻发一矢。喜宁嗾额森邀大臣出议和,且需金帛万万计。葢强所难从,以起衅耳。对垒凡七日,是为十月既望,敌移,扈跸渐远,乃举炮击敌营。敌死炮下者万计。额森大沮,宵遁。京师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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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方史料记录相差较为悬殊。根据前文对明军杀敌数和也先逃至居庸关时的军队数量的分析来看,王世贞关于于谦在最后一役中举炮击死敌军千计的记载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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