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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野战力量杨洪也连连大捷。在也先从北京撤退后，杨洪奉命与孙镗、范广等人率兵剿灭京畿附近那些尚未后撤，仍然在大肆劫掠的也先军残部。杨洪等一路进兵先至涿州，于霸州与“残虏”相遇，大破之，夺回被掳人口万余，马牛羊不计其数。此后杨洪又于固安取得大捷，生擒瓦剌将领阿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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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北京之战中瓦剌方面的伤亡情况。在明代人的记述中，也先的部队损失相当惨重。“所掠羊马货物弃遗如丘陵，虏号而奔，蹶枕藉，得归者才十之二三。”根据前文，如受到锦衣卫拷打的也先奸细所说，也先军在大同及北京保卫战中，战死病死的人达到万余，此为也先方面的记载。也先口中的战损是否准确，可以与明帝国方面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兵额折损的相关记载做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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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北京保卫战期间，对也先造成最大战损的明军当属石亨部。这个大同惨败的幸存者，在土木堡之变后，以失职的罪名被押赴京师审问。不久，也先长驱京师，此时有人向景泰帝推荐作战神勇的石亨，景泰帝命令石亨出狱，戴罪立功。于是整个北京保卫战成了石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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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亨统兵出安定门，遭遇瓦剌骑兵，石亨竟单骑挺刃而入，跃马左右驰突，“独杀数十人”，其侄石彪随后手抡板斧，跃马跳入虏阵，左右驰突。石亨、石彪的神勇极大地振奋了明军士气，诸军欢呼雀跃，声震天地。瓦剌不敌，向南退却，石亨却不依不饶，从城北一路追至城南，再次与蒙古军交战。蒙古军力不能支，向南溃退，此后石亨追打瓦剌三日之久，直至紫荆关，终于再次和蒙古军进行了大规模交战。勇猛的石亨及部下奋声大呼，手拿板斧直冲蒙古军阵，刀斧齐下连杀敌军数百人。石亨凭借此战成为北京保卫战中战功最卓著的将领。《明实录》记载：“以武清侯石亨缴功次。册内将当先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升一级，阵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升二级。”这是战后明帝国对石亨部的封赏。北京保卫战时期的赏赐标准是：“敢勇当先，生获贼一名，或斩首一级，军民官总小旗甲军人升一级。”（也先攻入北京之前景泰帝之命令）也就是说，升一级的条件便是杀死或者生擒蒙古军一名。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石亨一部杀伤、俘获的瓦剌军在1988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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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石亨部外，宣府总兵杨洪所率明军也对瓦剌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北京保卫战期间，杨洪曾率军六万追击败退的瓦剌军。杨洪一路追至拗羊山，击败其众，斩首数百级，俘虏敌酋阿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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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明军的斩首数实际上要比真实的杀敌数少得多。因为蒙古素以拖回同伴尸体为战场首功，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比如匈奴人就规定谁带回战死者的尸体，谁就可以分享死者的全部财产。因此，如果明军在一战中斩首数百级，那么瓦剌就可能付出了十余倍甚至更多的死伤。据推算，杨洪一路对瓦剌的杀伤数当为一二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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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也先攻击北京时，大约有十万之众，奔逃到居庸关时仅余五万余人。石亨部和杨洪部作为明军主要野战队伍，共同的战绩大约在三万到四万间。因此瓦剌方的兵力损失与明军的战绩正好能够对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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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按照军事常识，最后掌握战场的一方宣布的战果更接近真实。如果这个战果能与对方兵力损失情况对应上，那就更具说服力了。因此可以说，在北京保卫战中，瓦剌阵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那么为什么也先方面只承认一万多的己方战损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这类具有裹挟被征服者性质的联军，往往只会计算己方核心力量的损失，对仆从势力或部落的损失则会无视。由此看来，也先方所承认的一万多损失，很有可能仅指瓦剌本部的损失，至于鞑靼、兀良哈、哈密、沙州乃至女真仆从军的损失则被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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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个重要分歧，那就是北京保卫战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记载。当时也先即将折返，于谦组织城头大炮炮轰也先营，毙敌众多。关于于谦到底用大炮打死了多少瓦剌军，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国朝献征录》中王世贞为于谦撰写的传记，关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于谦）亟擐甲，统大营，营于德胜门外。诸门皆有兵，总二十二万。虏见我兵胜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我。谦乃设伏于空屋，使数骑诱虏，虏遂以万骑来薄，我伏发败之。孙镗毛福寿复败之西直门。谦使谍谍上皇，轝驾远。夜，令人以火砲击其营。死者千计。贼遂退。”而另一个则是倪岳为于谦撰写的神道碑，记载于谦在最后一役举炮击死敌军万余：“敌觇我军严整，不敢有加于我，我亦不敢向敌轻发一矢。喜宁嗾额森邀大臣出议和，且需金帛万万计。葢强所难从，以起衅耳。对垒凡七日，是为十月既望，敌移，扈跸渐远，乃举炮击敌营。敌死炮下者万计。额森大沮，宵遁。京师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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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方史料记录相差较为悬殊。根据前文对明军杀敌数和也先逃至居庸关时的军队数量的分析来看，王世贞关于于谦在最后一役中举炮击死敌军千计的记载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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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卫战最终以明军固守城池，主动出击并大败瓦剌军结束。明将在沿线的关隘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效地拖延了也先进犯京师的时间。明军在北京城下悍不畏死、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也先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瓦剌逼迫明帝国南迁的企图。此战守住了明帝国国本，挽回了明帝国的尊严，也对明帝国京师、京畿和九边地区的军事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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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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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边防线的重建与也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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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的战败，无疑给明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他们终于意识到瓦剌已经成长为一股能在一个方向上投入十几万骑兵的强大力量。由于之前对瓦剌的威胁估计得不足，明帝国北方防线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边防需要。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宣府镇乃至整个九边地区都开始大规模修筑军事建筑，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修筑时间跨度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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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府为例。其实在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个月，虽然明蒙之战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明帝国已开始有针对性地建设宣府镇关隘“堵漏”工程。正统十四年九月，明帝国堵塞雁门关地区可通人马的关口，修筑城垣，修凿壕堑，以“断贼来路”。次月，明帝国陆续在居庸、山海、紫荆等关修筑隘口，开掘沟堑，以防止“鞑贼”侵犯。进入景泰年间，随着明蒙战争中明军逐渐掌握主动权，瓦剌军无力再深入明帝国边境进行大规模劫掠，宣府镇的城堡建设迎来了一个小高潮期。当时明朝政府对宣府镇的城堡和关隘进行了加固处理，并相应地增加了驻军人数，这为后来宣府镇的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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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火药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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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年间，宣府镇迎来了又一轮建设高潮。经历了惨痛教训的明帝国开始在宣府镇大规模修筑墩台以备战守及传讯，并着重强调了火器在人数较少的墩台守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明帝国规划每二里即修筑一墩，外掘壕堑，两月共完成一百二十座，联络二百四十里，每墩用守军十人，并装备火器，以备战守。余子俊在成化十年经略延绥时大修墩台的效果非常明显，以至于十余年间蒙古军队都不敢大规模入犯延绥地区。有了如此成功的案例，明帝国便开始大修墩台，从延绥一直扩展到整个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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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时期的边防概念认为每十里、数十里一个墩台便足以抵挡蒙古部。到成化年间，逐渐发展到了每二里就要修筑一个墩台。虽然仅在成化年间尚不可能将这一概念全部实现，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明帝国边防思想的进步。同时，余子俊强调了火器在守卫墩台中所起的作用。明帝国早期火器的最大射程已达到三四百步，其火力网正好可以覆盖两座墩台之间的距离。余子俊的建议是明代边防建设的里程碑，这之后的军事设施建设都离不开余子俊的治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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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余子俊对墩台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要求，那么明帝国沿边墩台的建设到底如何？正德初年，宣府镇的边境线共长1865余里，有墩台984座，守瞭官军共6888员，附郭（军堡周围）腹里墩台19座，四卫所分守。明初宣、大两镇的总墩台数不过360座，到正德年，仅宣府镇的墩台数量便达到千余。而且根据《宣府镇志》的数据，墩台多设置于不靠近城市的野外。野外墩台的修筑，有效地加强了明军收集和发出讯息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阻击原来可以在平原上任意驰突的蒙古骑兵。墩台上完善的火器和生活物资，也给明军长时间驻扎墩台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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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期，宣府镇的墩台数量进一步增加：沿边共有一千零七十一座，守瞭官军六千四百三十五名；腹里六百四十九座，守瞭官军一千一百九十二名；镇城腹里墩台五十三座，守瞭官军二百六十五名；总计为一千八百座，塞垣已成全险。也就是说，到了嘉靖中期，明帝国塞垣的军事体系才基本完成。实际上，隆庆以后，明帝国依然在增加墩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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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里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