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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按照军事常识，最后掌握战场的一方宣布的战果更接近真实。如果这个战果能与对方兵力损失情况对应上，那就更具说服力了。因此可以说，在北京保卫战中，瓦剌阵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那么为什么也先方面只承认一万多的己方战损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这类具有裹挟被征服者性质的联军，往往只会计算己方核心力量的损失，对仆从势力或部落的损失则会无视。由此看来，也先方所承认的一万多损失，很有可能仅指瓦剌本部的损失，至于鞑靼、兀良哈、哈密、沙州乃至女真仆从军的损失则被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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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个重要分歧，那就是北京保卫战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记载。当时也先即将折返，于谦组织城头大炮炮轰也先营，毙敌众多。关于于谦到底用大炮打死了多少瓦剌军，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国朝献征录》中王世贞为于谦撰写的传记，关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于谦）亟擐甲，统大营，营于德胜门外。诸门皆有兵，总二十二万。虏见我兵胜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我。谦乃设伏于空屋，使数骑诱虏，虏遂以万骑来薄，我伏发败之。孙镗毛福寿复败之西直门。谦使谍谍上皇，轝驾远。夜，令人以火砲击其营。死者千计。贼遂退。”而另一个则是倪岳为于谦撰写的神道碑，记载于谦在最后一役举炮击死敌军万余：“敌觇我军严整，不敢有加于我，我亦不敢向敌轻发一矢。喜宁嗾额森邀大臣出议和，且需金帛万万计。葢强所难从，以起衅耳。对垒凡七日，是为十月既望，敌移，扈跸渐远，乃举炮击敌营。敌死炮下者万计。额森大沮，宵遁。京师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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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方史料记录相差较为悬殊。根据前文对明军杀敌数和也先逃至居庸关时的军队数量的分析来看，王世贞关于于谦在最后一役中举炮击死敌军千计的记载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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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卫战最终以明军固守城池，主动出击并大败瓦剌军结束。明将在沿线的关隘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效地拖延了也先进犯京师的时间。明军在北京城下悍不畏死、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也先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瓦剌逼迫明帝国南迁的企图。此战守住了明帝国国本，挽回了明帝国的尊严，也对明帝国京师、京畿和九边地区的军事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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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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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边防线的重建与也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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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的战败，无疑给明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他们终于意识到瓦剌已经成长为一股能在一个方向上投入十几万骑兵的强大力量。由于之前对瓦剌的威胁估计得不足，明帝国北方防线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边防需要。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宣府镇乃至整个九边地区都开始大规模修筑军事建筑，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修筑时间跨度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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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府为例。其实在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个月，虽然明蒙之战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明帝国已开始有针对性地建设宣府镇关隘“堵漏”工程。正统十四年九月，明帝国堵塞雁门关地区可通人马的关口，修筑城垣，修凿壕堑，以“断贼来路”。次月，明帝国陆续在居庸、山海、紫荆等关修筑隘口，开掘沟堑，以防止“鞑贼”侵犯。进入景泰年间，随着明蒙战争中明军逐渐掌握主动权，瓦剌军无力再深入明帝国边境进行大规模劫掠，宣府镇的城堡建设迎来了一个小高潮期。当时明朝政府对宣府镇的城堡和关隘进行了加固处理，并相应地增加了驻军人数，这为后来宣府镇的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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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火药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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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年间，宣府镇迎来了又一轮建设高潮。经历了惨痛教训的明帝国开始在宣府镇大规模修筑墩台以备战守及传讯，并着重强调了火器在人数较少的墩台守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明帝国规划每二里即修筑一墩，外掘壕堑，两月共完成一百二十座，联络二百四十里，每墩用守军十人，并装备火器，以备战守。余子俊在成化十年经略延绥时大修墩台的效果非常明显，以至于十余年间蒙古军队都不敢大规模入犯延绥地区。有了如此成功的案例，明帝国便开始大修墩台，从延绥一直扩展到整个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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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时期的边防概念认为每十里、数十里一个墩台便足以抵挡蒙古部。到成化年间，逐渐发展到了每二里就要修筑一个墩台。虽然仅在成化年间尚不可能将这一概念全部实现，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明帝国边防思想的进步。同时，余子俊强调了火器在守卫墩台中所起的作用。明帝国早期火器的最大射程已达到三四百步，其火力网正好可以覆盖两座墩台之间的距离。余子俊的建议是明代边防建设的里程碑，这之后的军事设施建设都离不开余子俊的治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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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余子俊对墩台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要求，那么明帝国沿边墩台的建设到底如何？正德初年，宣府镇的边境线共长1865余里，有墩台984座，守瞭官军共6888员，附郭（军堡周围）腹里墩台19座，四卫所分守。明初宣、大两镇的总墩台数不过360座，到正德年，仅宣府镇的墩台数量便达到千余。而且根据《宣府镇志》的数据，墩台多设置于不靠近城市的野外。野外墩台的修筑，有效地加强了明军收集和发出讯息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阻击原来可以在平原上任意驰突的蒙古骑兵。墩台上完善的火器和生活物资，也给明军长时间驻扎墩台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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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期，宣府镇的墩台数量进一步增加：沿边共有一千零七十一座，守瞭官军六千四百三十五名；腹里六百四十九座，守瞭官军一千一百九十二名；镇城腹里墩台五十三座，守瞭官军二百六十五名；总计为一千八百座，塞垣已成全险。也就是说，到了嘉靖中期，明帝国塞垣的军事体系才基本完成。实际上，隆庆以后，明帝国依然在增加墩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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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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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前文所说，军堡、墩台、关隘、边墙，共同组成了长城军事体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边墙，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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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第一次大规模修筑边墙是在成化年间。成化五年，总兵官都督同知颜彪主持修筑了宣府镇的墩台、边墙及壕堑。这次修筑，让宣府镇的边墙长度从正统十四年以前的仅一百一十里延长到了六百三十七里左右。弘治、正德年间边墙亦有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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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体系的真正初步形成，却是在嘉靖年间。当时由于与蒙古部的矛盾冲突激化，明帝国边境环境逐渐变得恶劣。为防止蒙古骑兵渗透入明帝国内地进行劫掠，宣府镇开始大规模修筑边墙。嘉靖十九年，筑宣府镇诸路墩台一百二座，边墙二万五千丈，铲山砌崖四万五千丈。二十六年，又修筑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洋河边墙五里，削垣崖二十二里，并增加壕堑。再修次冲渡口柴沟，中路葛岭、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边墙九十二里，并修筑敌台等军事建筑。同年，又自西阳河镇西界台起，东至龙门所灭胡墩止，修筑边墙七百一十九里，敌台七百一十九座，暗门六十个，水口九个。三十年，再筑边墙二百三十余里。隆庆以后虽然各有增修，但是均不及嘉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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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今所说的万里长城，实为嘉靖时期的产物。长城军事体制的完成极大地改善了明帝国的边防形势。在蒙古部落每年“例行”劫掠时，明帝国的防御、传讯、阻击和反击慢慢趋向主动。所以虽然明中期卫所屯田制度逐渐败坏，但是明帝国依然可以顽强地守住长城一线。明人在总结长城这一军事体系时这样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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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长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数钱者乎。塞下人有舍内郡而愿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廪给地自养为官战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摄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群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辇输有遇掠者矣。巡察使宪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薄计即如探虎穴，转商贾即如临重垒，洪蔚内地也。虏至境而烽火不闻，朔州开府也。虏入塞而声闻永隔，今时亦有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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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写出了明帝国边境有无边墙的时期的鲜明对比，既说明了边墙之利，又描述了明初没有长城之时边境地区糟糕的防御效果。虽然在明代历史中从来不缺乏蒙古劫掠内地的记载，边墙修筑完成以后，也有蒙古部“毁墙而入”，但是明代的边防环境，在长城体系初步完善以后，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粮价降低，百姓愿意居住于边塞，军士士气提高，境内治安改善、经商环境改善等，都是长城体系完善的结果，很多人仅仅把目光放在长城的修筑劳民伤财，认为长城效果不明显，其实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长城体系作依托，明帝国的边境环境只会更恶劣，绝不会有好的发展。长城，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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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土木堡之后，明帝国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积极布局，终于初步完善了九边体制，让明帝国的边境政策和边境环境从此走向了崭新的一面。